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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4.11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因为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应为十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一八七九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这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