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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7.11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二月五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二月六日开至二月八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一九三六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二月八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作为遵义会议的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了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月十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四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