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108章


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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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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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        ※         ※

一连五天,每天有上十个饭局,辞谢一半,也还有四五处的应酬。到了第六天,摄政王第二次召见,这就可以离京赴任了。端方如释重负,回到寄寓的贤良寺,决定那里都不去,只找琉璃厂书房的掌柜,送字画碑帖来看。

“这么热的天,别的应酬都可以辞掉,不过,”杨惺吾说:“有个人专请大帅,不可不到。”说着,他递过一张帖子来。

端方接过来一看,大为诧异。请客的张勋,是仅存的少数绿营将领之一。他的本职是甘肃提督,现充东三省行营翼长。西瓜大的字识不了几担,而且端方虽然认识,却素无渊源。何以他请客不可不到?端方所诧异的,不是张勋具柬相邀,而是杨惺吾的话。

“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杨惺吾问道:“张少轩的生平,大帅总有所闻吧?”

“我知道他是许仙屏家的厮养卒,别的就不甚了了。今天没有事,不妨谈此人。”

“他是南昌府奉新人,出身微贱,不错,是许仙屏的马弁……。”

许仙屏就是许振祎,做过河道总督。张勋好赌,几次赌输了公款,惹得许振祎忍无可忍,决定要重重办他。许夫人念他平时能干,又看他的相貌,似乎不是长为贫贱之人,所以给了他一笔盘缠,私下放他走了。

于是张勋到了广西,投在苏元春部下,后来又到了关外,隶属宋庆的毅军。以偶然的机缘,转入北洋。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在王士珍所管的工程营中,充任“帮带”。及至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部下水涨船高,都升了官。其时军队分为两个系统,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新建陆军”,算是国家的正规军。

湘军、淮军、省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如果无法选入军事学堂受训,成为“新建陆军”则汰弱留强,编为巡防营,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主。既无训练,亦少补充,让他们自生自灭,作为建立新式陆军期间的一个过渡办法。张勋这时便统带一个巡防营,驻扎直隶、河南交界之处。

及至两宫回銮,由开封渡黄河而北,到磁州入于直隶境界,恰好是张勋的防区。他手头极松,慷慨喜结交,跟太监们混得很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一二,竟得扈跸到京,留充宿卫,特旨连升三级,一跃而为建昌镇总兵,接着又升云南提督,成了一省的武官之长。行伍出身的老粗,到了为人尊称“军门”,便算是“官居极品”了!

不久,张勋由云南提督改调甘肃提督,衔头虽有更改,人却始终在京。其时,老醇王所练的神机营,载漪所掌管的“虎神营”,早就风流云散,荣禄的武卫军,除了宋庆率领的毅军,驻扎关外以外,聂士成、董福祥的旧部,成了散兵游勇,一部分改投他处,一部分编练为巡警。所以张勋这支军队,竟成了保卫宫禁的“护军营”,兵甲鲜明,满布殿廷。有一次袁世凯入觐,一看这情形,大为惊骇,张勋如有异谋,整个大内在他控制之下,如之奈何?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以后,东三省真所谓伏莽遍地,于是袁世凯向军机建议,将张勋调为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这阳尊而阴抑,因为“节制三省防军”这个衔头,有名无实,三省的新军,听命于北洋,张勋指挥不动,原有的省军,总计四十多营,各有地盘,张作霖、冯德麟、吴俊陞等人,那一个都不好惹。张勋亦很知趣,因而得以相安无事,也因为颇有人传说,张勋跟一直横行如故的“红胡子”,早通款曲。但事无佐证,历任将军、总督,唯有代容羁縻,加以安抚。张勋亦落得常在红尘方斛的京里狂嫖滥赌,一年之中在奉天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

他之常住京中,除了贪恋风月繁华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作用。首先,太监跟内务府的关系,是决不肯疏远的,而且看准了当时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有朝一日会得势,所以跟小德张先交朋友后联宗,成了兄弟。太监有个如此煊赫的“哥哥”,自然是阖门之荣,小德张的母亲常跟儿子说:“你大哥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他说东,你不能说西。”小德张颇有私蓄,都归他母亲掌管,张勋每到输得饷都关不出时,总是向小德张的母亲通融,有求必应,从未碰过钉子。

除此以外,逢年过节,必定托杨士琦去找袁世凯求援。袁世凯很讨厌他,但不能不买他的帐,加以有徐世昌从中疏通,所以袁世凯跟他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并没有想设法把他撵出去的打算。

但锡良就不同了。他由四川总督移调东三省,请求收回成命不许,唯有赴任实力整顿,首先想到的是张勋。他几次听人谈起,此人如何通匪虐民,如何废弛纪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得要看一看,谈一谈。果然所传不虚,就从此人开刀,作为整顿东三省吏治的开始。

张勋也知道他来意不善,所以锡良进京陛见时,他每天躲他。锡良几次派人去请,不得要领,就更觉得非一晤其人不可。于是有一天清晨三点钟,带着从人,排闼直入,终于将张勋从床上唤了起来,见着了面。

见面是在“书房”里。几案之间,陈列古玩无数,真假不得而知,但装潢无不精美绝伦。因此,锡良见了张勋的面,第一句话就赞书房:“这间屋子太漂亮了!”

“是两宫赏的!”张勋答说。

“两宫”是指慈禧太后及德宗,锡良便问:“照你说来,你这住处是先朝的赐第?”

“不是!从两宫回銮以后,我受钦赐的古董字画很多很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件。我很穷,不过钦赐的东西不能变卖。”张勋又说:“两宫也知道我很穷,所以从前常赏现银,最多一次是一万五千两,前后大概有六万两,都花得光光,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这一屋子东西。两宫的恩典,我想也没有人会笑我穷摆谱。”

锡良听他这么说,知道他跟宫中及亲贵的关系很深,动他的手未见得能如愿,不如暂仍其旧。

那知他不惹张勋,张勋反要惹他。到了奉天,拜印接事,僚属衙参,独独不见张勋,不由得大为光火。立刻派戈什哈将他找来,当面质问。

“你知不知道,总督节制属下文武,你这个提督,也是我的属员?”

张勋当然知道。且不说总督,就是见了巡抚,亦递手本参见。不过他既然存心跟锡良过不去,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我只知道大清会典,总督跟提督品级是一样的。再说,我是甘肃的提督,如今在东三省是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青帅,”张勋不称他“大帅”,因为他字青弼,所以用此平行的称呼,“你管三省,我也管三省。”

锡良愣住了,气得不得了,而驳他不倒,定定神想起一句话而问:“那么,从前徐菊帅在这里,你怎么执属员之礼呢?”

“徐菊帅是我的老长官。”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徐世昌是他的营务处总办,营宫皆为属下。张勋叙明渊源之后,又加了一句:“你怎么能跟他比!”

这一下,把锡良气坏了!暂且隐忍在心,仍容张勋在京里逍遥,直到前些日子,方始专折参劾,指张勋于“防务吃紧之时,竟敢擅离职守,数月不归,以致各营统率无人,纪律荡然。应清饬部照例议处。”

在武官,这是个很重的罪名,尤其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专折参劾,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的处分。但有小德张与洵、涛两贝勒的维护,只下了一道上谕:“着撤去行营翼长一切差使,迅赴甘肃提督本任。”过了两天,又有特旨:

“张勋着仍在京当差。”

锡良亦很厉害,拜折之时,便已料定,不管张勋如何有办法,反正“奉天行营翼长”总是当不成了,因而早就作了布置,命下之日,便接收了他的部队。张勋除了带在京两百亲兵以外,成了个光杆儿的提督。

这一下将张勋搞得很惨,因为没有兵就没有饷,那里去“吃空缺”?为此跟小德张商量,想把毅军拿到手,小德张表示支持。这时的小德张已成巨富,慈禧太后的私房钱一大半在隆裕太后手里,都交给他掌管,而李莲英、崔玉贵告退养老以后,宫中亦是他一把抓。所以只要他点个头,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张勋不觉雄心大起。

他本来是毅军出身,那里还有好些当年合穿一条裤子的“弟兄”在,悄悄找来一商量,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做,而且取姜桂题而代之,既不困难,亦不伤道义,因为毅军原非姜作题所创。

创立“毅军”的是鲍超手下大将宋庆,因而继承鲍超“霆军”的传统,将帅士卒之间,讲究以恩相结,以死相报。散兵游勇如果还想当兵吃粮,只要投到毅军,无不收容,但“补名字”则要看额子,倘无缺额,只有“大锅饭”吃,并无饷银。到得一开仗,把这些散兵游罢摆在前面,一战而胜,继以锐师,不胜则保持实力,然后看准对方的弱点,乘瑕蹈隙,全力进攻。鲍超用这个策略,建了赫赫之功,虽然今非昔比,但毅军经八国联军之役,在荣禄所辖的武卫五军之中,能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同样存在,以及在器械精良、军容整齐的六镇新军之中,卓然独峙,就靠的是这份义气。

辛酉之乱的时候,毅军已由马玉昆率领,马玉昆一死,才由姜桂题接统。此人字翰卿,名字却很文雅,但只比目不识丁,稍胜一筹。他识得自己的姓名,只是认不真切,有一次在热河,看见面铺子檐下挂块招牌,行书“挂面”二字,他跟随行的僚属说:“谁这么无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头!”

识字不足,倒还无足为忧,可代的是已呈衰态。他得了个风眩的病症,行不了多少路,就会头晕,非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会,不能再走。每次进宫,一路上总要息个三四次才能走到,而况年纪亦已六十开外,应该回家养老了。

就因为姜挂题的衰迈,有目共睹,所以军机处与陆军部,都认为调张勋去带毅军,亦无不可。不过姜桂题现任直隶提督,如果直隶总督肯替他说话,张勋便难如愿,他之专诚请端方吃饭,就是想打通这最后一关。

         ※        ※         ※

张勋在南河沿的私寓设席,除了端方以外,请了三个陪客,杨士琦、张镇芳,还有杨惺吾。

端方去得很早。六月里的天气,下午两点多钟正是热的时候,但张勋的客厅中,全无暑气。他的法子很巧妙,屋子周围摆四大块冰,用四架电风扇对着冰吹。在凉风拂拂之中,端方穿一件缺领的短褂,细细欣赏张勋的“多宝架”。

观玩到西山落日,收起凉篷,院子里泼上冷水,设好席面,杨士琦跟张镇芳亦都到了。

除了杨惺吾以外,主客陪客都是熟人,张镇芳算是端方的属员,但在此地不叙官位,而且端方遇到这种场合,亦不喜受官架子的束缚,所以彼此不是称兄弟,便是称别号,只有主人跟杨惺吾的称呼比较客气。

边饮边谈,言不及义,直到快散席时,张镇芳才提了一句:

“四哥!少轩的事,得请你栽培罗!”

“言重,言重!”端方答说:“我乐观厥成。”

这意思是,如果张勋放直隶提督,他自然欢迎,但不会替他去活动。

张勋的原意,即在消除阻力,只要他袖手旁观,得此承诺,实际上算是已达到目的。所以到得客散,将经由杨惺吾暗示,端方所看中的几件古玩,连夜包扎停当,第二天一早,专差送到端方寓处。

巧得很,也就是张勋刚走,姜桂题来拜,端方当然接见。

见面一看,果然,姜桂题须眉皆白,老得不成样子了。

“听说大帅到京,早就该来请安。只是营里的杂务很多,料理不开,一直迟到今天,请大帅体谅。”

“那里,那里!”端方觉得他说话的中气很足,精神并不如表面那样衰颓,便即问道:“姜老哥,你今年贵甲子是?”

“六十四。”

“六十四,看不出!身子好象很健旺。”

“就是一个头晕的毛病,看了多少大夫,看不好。有人说,上海有个好西医,能用电气治,可惜路太远了。”

“治病是要紧的,你何不请两个月假?”

“不敢请!”

“为什么呢?”

姜桂题面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地踌躇了一会,才叹一口气:“唉!说来话长。大帅是长官,我亦不敢不报告。”他说:“有人在打毅军的主意,如果是够格的,我让他也不要紧。不够格的,硬爬到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

“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        ※         ※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点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

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点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点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        ※         ※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        ※         ※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        ※         ※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        ※         ※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        ※         ※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