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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03章 射偏了的箭


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 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 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 。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企图心。他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也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詝入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詝发生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7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无疾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颇动感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

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刑部审理后上奏,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咸丰帝还没有行动,又等了几个月。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而是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虽说这道谕旨长达千言,但咸丰帝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读者在了解咸丰帝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也不妨测测他的文字水平和观念高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

自本年正月(农历)朕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这篇谕文,读来颇感气势强盛,非积郁胸臆久矣而不能为之。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于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

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铲除了。一切的好转,不正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上引谕旨尚有不实之处。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1841年9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为无作的奏折。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那将会怎么样也忙不过来,什么事也办不成。别的不说,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又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

一遇到具体问题,咸丰帝也蒙了向。他本来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对各地的做法结果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缙、叶名琛,在他们的奏折上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朕闻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时佳善否?” 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叶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联系其鸦片战争后一贯主和的表现,以此时的福州反入城事件 为由,将他们一一革职了。

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介绍新帝罢免老臣的事件,是因为此乃咸丰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我在叙说中又铺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人物大多后面还会出场。我个人笔力不健,只能如实罗陈而不能娓娓道来。还需请读者原谅的是,我在这里仍想对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帮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个时代。

各地官员之所以不肯花力气整顿海防,除了惜银惜力(实际上也就是惜民)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

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颦。

徐广缙、叶名琛上奏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徐等氏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上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 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当年的前敌主将们纷纷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刘韵珂、徐继畲等数人。战争这把客观的尺子,使他们量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 。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词,更切合实际。可他们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弃了制“夷”的使命。

年轻的咸丰帝,生长在深宫,读的是圣贤书,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内外臣工们要么就是一味强硬,要么就是一味妥协,谁也说不清“夷”为何物,让他凭空能想出办法来吗?

当时的中国,就没有人知道正确之途吗?

也不是。有一个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初为五十卷,后扩至六十卷,定稿为一百卷。在这本书的叙说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准备所“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么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上轨道。

咸丰帝肯定见到过《海国图志》一书。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说,到了此时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经来不及了。

天下已经大乱。


分类:清朝帝王 书名: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作者:茅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