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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圆大劫难》总序:相互藐视


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曾这样吟道:“我们这些文明,如今皆知,都要消亡。”

中国为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而自豪。其文明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却是惟一未消失的古文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不复存在;古希腊则在罗马化中归于湮灭;法老埃及在纪元之初也随克娄巴特拉女王和安东尼一同死去;而西罗马帝国已于公元 476 年分崩离析。

只有中国,历经无数的割据与统一,却将文明延续了下来。正如博物学家欧仁·西蒙发自内心的赞叹:“我们这些现代国家,对古人只有旁系继承,不像中国那样直系继承,一代接一代地传袭下来。在中国,世袭现象极为规律而强烈……这正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或许也正是其永恒延续之谜的答案。”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以无数发明创造而著称于世,此属老生常谈。中国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火药及火器、缫丝与纺绸技术、指南针、舵,以及船闸系统,还有其他许多发现。中国艺术,堪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艺术之一。其出土的瑰宝蔚为壮观,而地下神奇之谜远未揭开!

16、17 世纪,中国实为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远超越西欧。18 世纪,大清朝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启蒙时代的欧洲为中国所吸引,对中国很推崇。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一开篇就要求读者“关注一个民族,当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它早已拥有固定的语言和延续的历史”。伏尔泰和同辈人莱布尼兹一样,崇拜中国,以中国为榜样,极力贬低本国的制度。在他看来,“世人再也设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他眼中的中华帝国,与宗教重压之下裹足不前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讲秩序,重理性,尊法度,倡科举,尤其是君主贤明……

其次,由于荣入宫廷任职的传教士们的记述与描绘,中华帝国已被理想化了。乾隆大帝继承康、雍之志,在位时间甚长,于 1796 年驾崩,其统治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盛世之一。不过,人们也许会责怪他,负有不愿向外开放致使中华未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19 世纪时比如今更为广大,其统治范围远及安南、交趾支那①、暹罗、缅甸和尼泊尔等附庸国。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超过整个欧洲,拥有 4 亿多人口。

① 1884 年,法国侵占整个越南, 将其分为交趾支那 (今越 南 南 部 )、 安 南(今越南中部)和东京(今越南北部)3个地区,其中交趾支那为法国殖民地,安南和东京为法国保护地。——编者注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的丝绸之路,始于纪元之初,于2 世纪直达罗马帝国。尔后,在唐朝,丝绸之路空前鼎盛。13 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经远游中国,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朝廷中供职。1281 年,北京成为元大都,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开放。可后来,对西方封闭达 200 年之久。14 世纪初叶,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等,曾在宁波和澳门登陆①。随后,欧洲传教士陆续涌向中国。意大利人利玛窦 1582年至 1610 年常驻京城,深得朝廷赏识;17 至 18世纪的后继者,如南怀仁、王致诚、蒋友仁和郎世宁等,也都如此。

①此处有误,达·伽马的航行只到达印度,16 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了澳门。——编者注

1640 年起,中国决意闭关自守,以防止外来侵略,同时也将外国使团拒之门外。外国使者,特别是天主教传教者,往往被视为欧洲经济、政治或军事列强的危险工具。

一边是高山或大漠,一边是大海,把中国与外界隔离开来,中国自己又沿东北至西北领土修筑了代价高昂的浩大防御工程——万里长城。中华帝国自认为独立于世,物产自给自足,一直将邻邦和其他藩国视为应向皇帝效忠的附庸。1793 年,乾隆大帝降旨,终止英使马戛尔尼的活动,并在颁给英吉利国王乔治的敕谕中,以羞辱性辞令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②故与英夷交换产品丝毫无益,尤其违背中华利益。

②见《乾隆五十八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 《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 8-9 页,北京文殿阁 1935 年铅印本。

1816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尚未到达天津,嘉庆皇帝就向直隶总督颁下朱谕:“英咭 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尔后,嘉庆帝以同样生硬无理的言辞致书英吉利国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③

③见《嘉庆二十一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 《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 23-25 页,北京文殿阁 1935 年铅印本。

阿兰·佩雷菲特从中英两国撞击之中看出两个世界的撞击。可谓“先进社会与传统社会相遇,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这是自由贸易文明与对抗自由贸易的文明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巴赞库尔男爵就“远征”中国写下一部重要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中国仍然神秘莫测。数百年来,其政治、贸易与习俗始终一成不变。西方文明未能达到其遥远的海岸,中国憎恶与洋夷的任何接触,在他们眼里,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是进入他们高墙四围的城中,那对他们不啻是奇耻大辱。

今日中国乃昔日中国。代代相传,毫不纳新。活者对死者一脉相承,仅此而已。对于世纪流逝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谁也不去了解。这个奇特的民族,只沉湎于尊崇、效仿过去,似乎不愿花一天,甚至一小时去学习现在。他们修筑城墙,既抵御外来入侵者,也防止新思想进来;害怕异域蛮族涌入帝国中心,把他们身上不可救药的进步、狂热也带进来。凡中国人,把欧洲商人无不看成冒险家:为了金钱,他们居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祖先长眠之地。由此,他们才对洋夷极度蔑视;由此,对洋夷才有这些不公正而带侮辱性的特别限制措施;由此,才有这种种阻碍与抵抗,清政府欲以此遏制任何外来的贸易。”

17 世纪末,经康熙皇帝恩准同西方通商的惟一口岸是广州,另有附近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再者呢,贸易还必须通过中间代理公司,即十三个官方特许商人组成的行会(史称“公行”)来进行,也只有这十三个商人(行商)有资格与西方商人洽谈生意。而行商因享有特许权,包揽了所有交易。历史学家拉戈斯写道:“中国与欧洲之间来往的‘权宜之计’,多年来便是如此。中国同我们的交往,就像通过检疫站的窗口进行似的。” 阿兰·佩雷菲特也同样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

到 1840 年,中国已处于长期衰落之中,但自己却不知道。她继续过着仍属中世纪那样的生活,仿佛长睡不醒似的。她满足于尊崇古制,循规蹈矩。史学家乔治·马斯伯乐认为“帝国没有丝毫的改进和变化”。而明朝当年,出于对先前元朝的反拨,更加重了封闭倾向。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袭用了文明比他们优越得多的中华帝国的传统典章制度。他们闭关锁国,对疆域之外的世事不闻不问,对世界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而天子总认为其御座位于全世界中心。如佩雷菲特所言,这“至高无上的模式”,似乎已“僵死在仪轨里,溺毙在自负中”。此外,到 19 世纪上半叶,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沉湎于后宫享乐,皇家世系严重衰退,宫廷权威日趋下降。帝王不主朝事,宫廷勾心斗角,国家衰落加深。反清势力密谋抬头,叛乱此起彼伏。

清朝中央政府的衰弱,并未直接给外国人带来便利。排外戒心依然很重,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仍然是“番鬼”、“野蛮人”,只会搞乱中国的秩序。这种态度,终于给中国带来了危害。史学家雷内·格鲁塞的挚友弗朗索瓦·莱热写道:“中国总想保持自己古老的文明,她做到了。而不幸的是,其古老文明却保护不了她自己。侵犯与抵抗,屈辱与革新,总之‘外来撞击’变得越来越强烈……”

中西两个世界,尚未致力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了解和相互推崇。围绕“叩头”礼,即面见中国皇帝时人人必行的三跪九叩礼所发生的故事,便是例证。18 世纪末,正值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大不列颠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一重要代表团赴北京。他在圆明园受到接待,对皇家御苑的辉煌壮丽惊叹不已,然而他只见到了正大光明殿周围的建筑。随后,马戛尔尼又来到热河行宫。但他拒行“叩头”礼,坚持只可行鞠躬礼,以及按欧洲宫廷习俗向中华天子单腿跪拜,到此为止。于是乎,英国使团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马戛尔尼仆从安德森这样描述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们的全部经历,可归纳为三句话:来京好比乞丐,居留好比囚徒,走了好比盗贼。”

在中国人看来,对洋夷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番使向中国皇帝上贡,须行效忠的“叩头”礼,无任何商量余地。

1816 年,对拿破仑的战争终止之后,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又来到圆明园。胜利的英吉利,凭借强大的皇家海军,主宰印度和海上霸权,意欲靠谈判改善英国在广州的存在。阿美士德同样拒绝行“叩头”礼,其使命仍以碰壁而告终。

回国途中,阿美士德路过圣 - 赫勒拿岛,借机前去隆坞楼拜望囚禁中的拿破仑一世。那是滑铁卢战役后两年。拿破仑得悉英使来访,也深知阿美士德中国之行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伦敦内阁犯了严重错误,竟然不令阿美士德遵从中华帝国礼仪。不然,何必派使前去!据拿破仑的私人医生爱尔兰人奥梅拉在1822年发表的《回忆录》记载,拿破仑曾对他说,在意大利,人们乐于亲吻罗马教皇绣十字的白拖鞋,并不视之为可耻。为证明其观点,他还开玩笑地反过来强调,只要求中国人遵从英吉利宫廷礼仪,显然极不妥当。他一边说,一边做着动作,不禁流露出法国前皇帝粗俗的口吻:“英式习俗,倘若不是亲国王的手,而是亲其屁股,难道得让中国皇帝脱掉裤子不成?” 大概是出于谨慎吧,拿破仑并未当着阿美士德的面提及“叩头”礼之事。

故而,英中关系一直僵持在礼仪对抗上,数十年间原地不动。甚至到 1859 年,在向中国皇帝本人呈递书信并被要求行“叩头”礼时,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强烈抗议,声称美利坚是共和制国家云云。他还声称,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他也绝不跪拜,只有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好自负的回答,史册上有记载……只不过,华若翰也被礼貌地撵回了他登陆的北塘。

如此礼仪问题,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充分说明,双方的高傲同样极端和过分,以致不可调和。英帝国要求平等相待,毫不怀疑自己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而中国人所知道的英吉利,不过是一个 23 万平方公里、仅有 800 万人口的小岩岛而已……

中国 1848 年出的一本世界地理教材,倒把不列颠王国描述得较为恰当:“英吉利, 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岛,何以突然变得富有而强大呢?“其骤至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①

①见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21 页,上海书店 2000 年版。

纵观整个19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史,人们会惊异于这种误会的根深蒂固。对此,马斯伯乐这样评述说:“中国天子自比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均系臣属,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文辞令,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仪规定。其次,他深信对番夷已无比仁慈,已给予他们甚为重要的特权。”皇上虽然承认西方“蛮夷”在海上占有优势,但他自信在陆地上能迅速使其听从摆布。

而英吉利人(以及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和美利坚人),则相信自己拥有绝对优势:军事优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称他们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举止何其可耻、可恶!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如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就因对华人的残暴而臭名昭著。

甚至像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那样深思熟虑的人,在与中国当局交往中也主张采取强硬方式。额尔金勋爵呢,对西方人向中国人施加暴力,他表示遗憾;对打着贸易自由神圣之名而向中国输出越来越多的鸦片,他也感到愤慨。这样的人,实属个案。然而不幸得很,正是这个额尔金下令火烧了圆明园!

中国的当政者,也深信其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