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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圆大劫难》第06章 漂洋赴华


法军参谋部出发
途经马耳他、埃及、亚丁、锡兰
在新加坡感到惊讶
抵达香港
海军准将巴热拜访蒙托邦
蒙托邦向巴热提出异议
有益的停留
普罗宾和范纳率领的锡克骑兵
用英式阿姆斯特朗大炮还是法式来复线大炮
蒙托邦抵达上海
运送士兵
路过开普敦
抵达吴淞口
额尔金受命
葛罗男爵复职
一同远行
“马拉巴尔”号沉没
特使抵达香港

1860 年 1 月 12 日中午,蒙托邦将军从马赛港登上“黑豹”号商船(英国 P&O 公司汽轮),前往亚历山大港。他选择了经埃及苏伊士地峡这条最近的线路,这可使他比部队早一个月抵达上海。

随行的有身边副官和传令官及其儿子夏尔·蒙托邦上尉,还有参谋长施密茨中校、炮兵司令本茨曼上校和军需助理杜比等。蒙托邦指出每人至香港的路费是 4000 法郎(相当于如今 3 万欧元),所以他理解法国政府只肯为务必先去备战的人预定这艘航船。船上同行的还有拟返回上海的法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及夫人,以及蒙托邦将军秘书兼(英语)翻译伊里松,路费 3000 法郎将军自掏腰包;这个年轻人后来晋封埃里松伯爵,著有《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等。

同时,船上有许多英国人。让埃里松感到庆幸的是,出发半小时后,“这群兴高采烈的冒险者便互有好感,融合了起来,仿佛大家久已生活在一起似的”。但 1 月份的地中海,对于晕船者实在可怕。蒙托邦将军直到马耳他才让秘书放下了心,秘书说道,将军固然有点儿晕船,但主要是因为从前在非洲作战,胸部中弹一直未能取出,故在波尼法斯海峡浪大颠簸时感到难受。经过这条危险的海峡时,乘客们不禁想起 4 年前“快活”号沉船的遇难者(约 800 人死亡),其中有开往克里米亚的第八轻骑兵师的 1 个中队和一批水手。

终于到了马耳他!“黑豹”号要在那里加煤。在首都瓦莱塔,蒙托邦将军受到礼炮的迎接。1798 年,拿破仑·波拿巴在统兵前往金字塔的途中,占据了马耳他。埃里松心里想,波拿巴当初若让此地留在骑士团手中,那么,如今依然在这里的应该是骑士团骑士,而不是英国人了!大家游览市容。将军去看圣 - 让大教堂骑士团骑士墓厅,该教堂是为纪念骑士主保圣人让 - 巴普蒂斯特而建的。埃里松等去逛上城、石板街和一排排白房子,只见拱廊下穿梭着身裹黑披风、目光亮如钻石、走路细腰在颤动的马耳他女子。

船驶向亚历山大港,颠簸一直不断。元月 20 日抵港。码头上,有毛驴队等候。要进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埃里松记道:“一头毛驴一个赶夫。毛驴倒相当漂亮,赶驴的人却丑得很;毛驴温顺安静,赶夫指手划脚、吆喝不停,像着了魔似的;驴耐心地驮着你,而赶夫则竭力想控制你。”埃里松自以为人家为他提供的是“德莱斯普斯先生的毛驴”,这种荣幸总是乐于被接受的!这样他感到犹如坐在地峡(即苏伊士运河)开凿者费尔南·德莱斯普斯本人那头雄驴背上,进入了法老们的土地。直至他发现所有的战友都坐在同样牌号的驴背上!

蒙托邦将军发现,尽管在埃及总督默罕迈德·阿里时期进行过整修,亚历山大大帝城依然“破败不堪,肮脏至极”。于是,他干脆乘火车到开罗,参观城堡、宫殿和默罕迈德·阿里清真寺。走出寺外,发现远处三座灰蒙蒙的山头。“那就是金字塔!”将军惊叹道,急步赶过去。在这些满载历史之地,将军一行有权重温那场著名战役的历程。他举着手杖,指着沙漠中某些想像的所在解释道:“波拿巴就在这里,那儿便是方阵遗址;马穆鲁克骑兵正是从那儿发起冲锋。”于是,随行人员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位骑在白色战马上“头发平直的科西嘉人”。

还是乘火车,穿越那令人沮丧的沙漠,从开罗赴苏伊士。在苏伊士,大家统统下车。没有时间到城里转了,因为轮船(催人上船的)铃声响得很急。况且,实在太炎热。“复仇女神”号倒是一艘漂亮的巨轮,可容纳 600 名乘客。埃里松称该船“如贵妇小客厅般舒适,像新钱币那样干净”。船上坐满了“黑豹”号的乘客和从英国南部南安普顿出发的旅客。

“复仇女神”号就是著名的“英印快邮”,乘客去往锡兰、印度、中国、日本,以及荷属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等。船上有许多妇女,她们有的是英驻印部队军官的妻子,前去与夫君团聚,有的要去见未婚夫(有时甚至是尚不成熟的未婚夫)。还有一些长着红棕头发或黑头发的西班牙男子等。能乘此船,埃里松不觉得遗憾,并特意在“日记”中留下了饶有兴趣的一个章节。

红海。晴空万里,十分炎热。每日五餐,“不吃饭时消化,不消化时吃饭”(埃里松语)。左舷沿着吉达城航行。一阵大风骤起,让乘客们吃足了苦头。船停靠亚丁,加煤和淡水。蒙托邦身着军装,由幕僚们陪同下船,受到英驻军长官接待。这是埃里松首次施展翻译才干的机会。他对亚丁的蓄水池很感兴趣。航行继续,照将军的说法,“感觉极好”。

2 月 5 日,停靠锡兰岛西南部的加勒海角。蒙托邦将军及其幕僚们美好的“豪华之旅”结束了,众人遗憾地离开“复仇女神”号,该船继续驶向加尔各答。他们登上小岛,但没有礼炮欢迎将军!驻防该地的英军少校没露面。锡兰总督住在科隆坡,距此数海里,当时也不在!埃里松记述说,将军十分恼火,“直摸胡子,没有一丝笑容……不作任何拜访,像普通人似的待着,而且缩短了日程。事后加勒海角和科隆坡之间频频互致信件。那位少校受到斥责。”埃里松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补充道:“瞧,人们多么快就适应了显要地位!”

这个小事件很能说明蒙托邦将军好发火的脾气。这位骑兵军官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所应享有的尊敬和特权。人们为此替他惋惜,因为在锡兰停留毕竟是美妙的。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事件只字不提。相反,却对岛上自然风光之美赞不绝口。他遗憾自己不是墨客骚人,未能赋诗吟颂。然而,他还是描写道:“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蔚为奇观地生长着千姿百态的树木,如椰子、菠萝、香蕉、肉桂及其他数以千计的树种,有的甚至将根部深扎于海中。这片繁茂的草木,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而埃里松对这块“人间天堂”之“奇观”,也不乏赞美之情。

在锡兰,蒙托邦将军从来自香港的英文报刊上获悉一个悲伤的消息:驻交趾支那的法军工兵中校戴鲁莱被炮弹炸成两段而身亡。其侄子保罗恭敬地将弹片妥为保存,以示悼念;保罗是第三共和国著名政治家、爱国诗人,创建爱国者联盟,著有《战士之歌》等。蒙托邦将军十分喜欢这个军官,因此说在“远征”筹备及计划在上海建大型军用仓库方面,失去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助手”。

蒙托邦将军一行在“复仇女神”号之后搭乘的是“恒河”号。照埃里松说来,这是一艘丑陋的小船,建造粗劣,设计糟糕,通风太差,看上去笨拙不堪,活像一口大棺材。而且“恒河”号经不起风浪。这在孟加拉湾是令人懊恼的,因为这个海湾“通常总是浪急波涌,以致我们的小船即便停泊避风也仍在左右摇摆、前后颠簸,好比杜伊勒利公园水池上一个榛子壳,到了海面上则更是胡乱晃荡”。

再者,从货舱里冒上来一股经久不散的恶心气味,令人倒胃口,处于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之中。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但谁也猜不透原因。那么究竟什么缘故呢?原来这艘地狱般的“恒河”号上,直至舱口都塞满了运往中国的鸦片箱子!这一发现使我们的纪实作者埃里松愤慨不已:“我们被包围在令人厌恶的黏糊糊的东西中,船上携带着疯狂、罪恶与死亡。但这批货物价值连城,意味着仁慈的英吉利将收获巨额的英镑。”

我们在马来西亚北端槟榔屿作短暂停留,观赏茂盛的草木。然后穿过隔开马来亚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马六甲海峡,成群结队的“鼠海豚、鲨鱼和会把海水吹得老高的海豚陪伴着我们”(蒙托邦语)。2 月 16 日到达新加坡。

在新加坡,蒙托邦将军对英驻军当局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一到达,礼炮鸣响,部队夹道欢迎,总督府邸由他支配。总督确实不在,正外出视察。对方告知将军,因有老虎出没,城中不太安全……人家果然给他看了一只死虎,体型颇大,是前夜在不远处被击毙的。埃里松则断言有幸亲眼见过一只活虎,很漂亮,关在笼子里,也是头天夜里在不远处捕获的。

在新加坡,法军将领们首次见到中国人。该城有 6 万居民,多为华人。埃里松在此度过了十分快活的两天,有时躺在宽阔的草坪上,典型的不列颠草坪!英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善于再营造一个英式小角落。埃里松赞赏这种才能,“他们所建的农舍式小别墅,像是从伦敦郊区仔细开列构件并用大箱运来似的。一个英国人一旦能在地球某个角落生活,便在那里栽种彻头彻尾的英吉利。”

蒙托邦将军利用暂短的逗留开始接触中国戏剧。他虽然很难讲清楚戏的内容,但承认已被“一个漂亮的女演员”迷住了,尤其欣赏“她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他向陪同观看的英军少校谈了自己的观感。少校逗笑道:那个演女的,其实是男人!(的确,在中国和日本,如罗马那样,女角色都是男子装扮的。)

现在驶往香港。中国海以坏天气出名。“恒河”号航行得空前之差,并在暹罗湾遭遇到一场真正的风暴。但是,很快香港在望。2 月 26 日晚上,终于抵港。

香港岛,1842 年按《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时人口为 8000 左右,到1860 年已增长 10 倍。城中有类似伦敦斯特兰德、摄政街或皮卡迪莱街上那样的漂亮房子,不少银行和商行,但未给埃里松先生留下深刻印象。这和米特雷西的看法相左,他认为香港城“既大又美”,尤其港口为世界大港之一,能停泊众多船只。正是这点吸引了他:“英国人善于充分利用这个天公作美的良港,以满足通商之需,他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足以满足我们就要发动的军事征战的各种需求……锚地一派繁忙景象。锚泊的军舰之间不断穿梭着汽轮、商船和满载人员的帆船。”

其实,香港是英军集聚与军需品供给之地。来自英国本土、好望角和印度的船只均在此集结。英国部队驻扎在对面的九龙,那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仅用区区 500 银两的年租金向清政府租用的。

香港总督鲁滨逊将港府部分公馆供蒙托邦将军及其参谋部自由使用。官邸位于维多利亚峰山坡上,由掩映于大树浓荫下的花园包围,眺望锚地一览无余。蒙托邦向好客的总督夫人拉迪诚致敬意,称其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迷人女性”。米特雷西伯爵也对总督夫人家庭主妇的优点赞口不绝:“拉迪·鲁滨逊以其精神才华、艺术鉴赏力和特有的亲切感,有效地致力于使总督府主办的晚会别具魅力和吸引力,每个晚上法、英、美等国外交官济济一堂。”来宾中有法国驻上海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及使团一等、二等秘书哥士奇伯爵和韦诺义;英国驻华使团一等专员诺曼先生(半年后在香港惨死),驻上海公使普鲁斯及其翻译威妥玛;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先生(前一年曾赴北京),以及其他使团官员等。

蒙托邦将军刚到香港,便接待了法军驻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巴热准将的来访,巴热刚刚死里逃生便前来听候将军调遣。他们商谈对华战争事宜,准将早就想亲自领导建造50 余艘登陆小艇和预制件码头。他还下令购置了 4 艘小汽船用以增强作战舰队,以及 1 艘抗季风的轮船担负大沽和上海之间的联络。事情看来进展不错。

巴热准将向将军介绍了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将军达成的一项预先攻占舟山群岛的协议;由于面对长江口,那儿的锚地舒适,资源丰富。之后,在整个征战期间,蒙托邦将军一直惦记着舟山群岛,曾梦想法国占有这些岛屿,以便与已占据香港的英国竞争。

随后,蒙托邦将军前去贺布将军的舰上,受到很好接待,就“我们的共同大事”交换了意见。将军去年攻打大沽炮台受伤,至今仍感到伤口疼痛。他详细介绍了那次招致重大损失的事件。贺布急于动手,甚至不想等英陆军司令格兰特到来了。事实上,格兰特将军于 3 月 13 日才抵华。贺布很想尽快攻占舟山群岛,这也是法国海军的愿望。

但蒙托邦将军对此提出异议。夺取舟山群岛会违反国际法,因为英法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已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对方30天内接受和平条约。换句话说,条件就是 1858年所签的《天津条约》各款项,包括要求战争赔款,向法国赔偿1859年被袭击的一艘船只等。蒙托邦将军认为,发动战争行动之前,最好等候北京方面的答复。将军的谨慎使英国海军将领感到吃惊,但是后者得服从他的意志。此系法英联合行动的首次分歧。

另外,蒙托邦利用停留香港之机筹措军费,安排与国内的通讯联系等。他随后到达广州,受到“显要人物”法驻军司令阿博维海军上校的迎接。在“远征”军军需处处长杜比陪同下,他还在澳门视察了海军医院。但他更关心筹集和供应陆海军部队所需的物资与食品,如肉类、面粉、葡萄酒及朗姆酒等。炮兵所需的马匹问题,已经使他大伤脑筋了。

英国人则利用他们在广州之便大力招募华人苦力(亦称脚夫,此词源自印度),负责运送食物和弹药等。这些广东苦力每月可领 9 个港元,尽管这份工钱很有吸引力,人们却并不急于前来应招。原来,老百姓中谣言四起,说是一打仗英国人要他们冲在前面当炮灰,而英兵则卧在后面战壕里安稳地向敌人开枪!况且,据柯利诺将军报告,中国当局力图阻止招募苦力,“违者处以最残酷的肉刑:竹鞭抽打、火铁烙脚、斩首、绞死等”。

一个2500人的苦力队终于招成,但是苦力统统来自广东及香港居民中最危险的阶层,他们穿着滑稽可笑的制服:中式上衣的胸前和背后都画了个大黑圈,上面标有各自登记号和连队番号。他们头戴锥形斗笠,上写“C.C.C”字母(即“广东苦力队”英文缩写),全都光着脚。英国外交官郇和称他们为“怪物”。

苦力队由英国水师官兵统率。凡会几句英语的苦力即升为伍长或上士!

法国人依样画葫芦。阿博维上校也在广东招募千人的苦力队,分为五个200人的连,受海军上尉鲁维埃指挥。关于苦力队所起的辅助作用,海军上校巴吕这样评述道:“这些雇佣兵给予对华战争以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每个士兵长途行军后仍能打仗,因为他们不再像此类远征中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去充当干粗重活计的人了。”而这些辅助人员经过培训也可用于交通运输、修筑工事和搭建营地及其他工作。

雇用苦力可能是在印度支那兴起的。而在华北,那些身强力壮的脚夫可派更大的用场,可惜未能更多地招募。杜潘上校抱怨说:“法国行政管理的大缺陷就是在有益甚至必要的事情中往往过分看重节约。”

不过,招募于英法国旗下的广东苦力,可能不只是因充当脚夫甚至参战而出名,还由于抢劫成性、敲诈勒索,以及种种与其同胞背道而驰的癖好而恶名昭著。据说,他们离开后,广州和香港的犯罪率明显下降。

在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人们从未见过军队如此集结调动,好奇者争先恐后驾着舢板去观看那些战士。最引人注目的是范纳和普罗宾两少校指挥的两团印度骑兵。他们骑在阿拉伯战马上,像人马合一似的。他们可配带手枪和步枪,也可任选兵器,一般喜欢长矛与剑。普罗宾率领的骑兵队选自印度原有的部队,而范纳所带的骑兵队则是专为本次“远征”而刚刚组建的。

普罗宾身材高而瘦长,长得结实,很有男子气概,一副传统英俊模样。他仪表堂堂,性格刚柔兼备,但又令人猜不透究竟是其亲切殷勤抑或是坚毅果断占据上风。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范纳个子不高,蓄着浓密的胡子和唇须,几乎遮住了下半张脸,俨然一副尚武姿态。

香港居民之所以成群结队地穿越港湾来到九龙,还因为想要来观看“拔木桩”训练,就是骑兵快马扬鞭,用长枪将地上固定帐篷的短木桩拔掉。听说,漂亮的夫人小姐们竞相找点借口,前来观看这种庄严的骑士表演,特别是要看来自印度而高裹绚丽头帕的两位指挥员及其骑兵队。

九龙还是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的试用场。除靠炮闩装弹这一特点外,其炮弹爆炸时 42 块弹片,使其具有摧毁一切的杀伤力。阿姆斯特朗大炮和法国制造的有来复线的山炮,在对华征战中激烈地比试高低。到底谁拥有最精良的炮兵?米特雷西在《远征中国日记》篇末发表了炮兵少校拉里东的一篇论著,拉里东更倾向于认为法国大炮占优势。但作者不怕援引《泰晤士报》的一篇赞扬文章,该文声称“如果阿姆斯特朗炮在准确、轻便、射程及杀伤力方面占上风,那并非法国人的错……显然,阿姆斯特朗大炮是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的最好武器”。

不过,阿姆斯特朗炮并不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希望——发炮十下后必须清扫一遍,这在战斗中并非易事。故而法国炮手说,“这种大炮操作较难,不是适合的作战器械”。米特雷西指出,法国来复线炮不积垢,在射程和射击准确性方面均占上风,起码与英国新制大炮一样。他承认英国新式炮弹比法国的威力大,但也强调法国大炮轻便、灵活,这就抵消了英制大炮的优势。

3 月 6 日,蒙托邦将军登上 “福尔班”号护卫舰,驶向上海;他急于前去那里。埃里松记述了航行的情景:“我们在‘福尔班’号舰上,好比装在麻袋里的核桃那样摇晃了整整一周,而当船不像婴儿吊床那样摆动时,舰首俯倾冲浪,却又如鸬鹚捕鱼。”离开海域,“福尔班”号驶入长江口,沿黄浦江航行,至欧洲人租界地对面抛锚。时值 3 月 12 日。经过 2 个多月的飘洋过海,蒙托邦将军一行赴华之旅终于结束。眼下,只盼假道好望角、现正在途中的“远征”部队按预计于 4 月底 5 月间到达。

*   *   *

关于法国“远征”军出发时的情景,随军纪实作者米特雷西曾夸张地叙述道:1859年12月初,远征部队从土伦港启程。“民众争先恐后赶来送行,向象征荣誉、文明与自由的法兰西国旗再次致敬;官兵们怀着喜悦心情向他们告别。”

上了船,人们终于关注起部队的生活设施了。随军医疗队队长卡斯塔诺医生对航行条件作了如下描写:“每人夜间有位置规定的吊床睡觉;白天,甲板上和炮位之间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一日两餐,饭菜丰盛,……每个战士有一份酒,水几乎可随便喝,精加工的优质干菜大量供应。”

海上航行 12天后,首次停靠加那利群岛特纳里夫岛圣克鲁斯港。法国副领事贝特洛热烈欢迎陆海军官兵。那里气候温和,小城讨人喜欢,居民十分好客。

柯利诺将军在漂亮的驱逐舰“山林女仙”号上,由海军准将卜罗德陪同。他知道自己决心投身的“远征”危险四伏——有海上的、战争中的、气候及流行病等方面的风险。出发时的欢腾雀跃已经消失,他感到孤独,不禁思念家人,此去可能再也不会团聚。这位自学成才者,细心研读随身所带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他还讲述了元旦那天过赤道的趣事,即凡首次经过赤道的人均需经历的“已成惯例的趣味仪式”。“我由两个扮成宪兵的水手带到‘赤道老人’(也叫‘热带老爹’)面前。‘赤道老人’跟我说了几句严厉的话,然后命令我接受洗礼。与那些首次过赤道的人通常被泼大桶圣水不同,本人只被洒了几滴花露水。随后,我要求通过赤道。我悄悄往‘热带老爹’手中塞了几块金币,于是得到应允。”而在“汝拉山”号上的贝齐亚中校并不赞成这种习俗,认为这太滑稽可笑:“通过赤道不能被当成娱乐性消遣。这像一种相当令人讨厌的纵情狂欢,带点神话与宗教的色彩。”

过赤道后,自 1 月中旬至 2 月底,船队静静地穿越“赤道无风带”。船上出现了第一批伤寒症病人。又航行 56 天,好望角在望,可见背靠桌山的开普敦城。内格罗尼上尉赞叹道:“到了开普敦锚地,从未见过比这更美的景色,四周高山环抱,群峰与蔚蓝无比的天空相连。”运送部队及物资的船只于元月 23 日至 2 月 15 日间相继到达,平均在此停泊半月左右。冉曼准将着手设立医院收治一些伤寒病人及患发烧、坏血病和天花的病人。

开普敦,曾属荷兰,1815年为英国所占,堪为“一眼看去美不胜收”的城市。在米特雷西所著的《远征中国》一书第一卷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家家房院低矮,宽敞的花园环绕着,邻接平台。街道笔直、宽阔,十分干净。店铺像是稀奇古董收藏馆,来自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及欧洲的物品应有尽有。开普敦城因其位置成为印度对英国贸易的天然货物集散地。”柯利诺则觉得开普敦是座“美丽、宽阔而舒适的城市,和英国人所建的一切一样”,“这里全都欧化,甚至有时比欧洲还欧化。惟一较为别致的街区,是葡萄牙侨民所住的地段;他们是巴泰勒米·迪亚斯发现开普敦后定居下来的葡人后裔”。

当云层把俯视开普敦的大山之巅笼罩,法国人和英国人便有幸观看素有“桌山浓雾”之称的那种气候奇观了。这座平时极为安静的城市,随着英法军舰及官员水手的到来与离开而变得热闹非凡。米特雷西觉得,开普敦似乎“成了英法备战的真正场所”。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两国士兵。蓝军装(法国兵)和红军装(英国兵)融为一体。照杜潘上校的说法,“与留长发穿紧身裤的英军相反,我们官兵剃平头、穿肥大裤子,这种穿着打扮在开普敦年轻女子中引起了混乱,她们一时以为法军中正盛行裙裤呢”!不过一阵阵雄壮的军乐声和舞蹈者们的大胆行为很快把她们吸引了过去……

事实上,正如米特雷西所述,原来这只是“正式晚宴与舞会结束时人们在频频举杯,共祝两国和谐一致及联军出征成功”。法国领事奥古斯特·奥斯曼好客殷勤,深得好评。而在“山林女仙”号上,人们也组织了盛大的欢庆活动,英国总督和法国领事应邀出席。……

阿尔芒医生记述说,“很快结成四对舞的众多舞伴,尽管船有点摆动,大家仍跳波尔卡、华尔兹舞,男舞伴邀请那些相互熟悉的迷人女士一起跳,并一同参加军政当局联合举行的酒会,品尝两国的佳肴风味。4 时许,大家举杯畅饮,互致谢意,欢快聚会结束……”

大概据米特雷西笔记,柯利诺将军有幸品尝了当地知名的葡萄酒,如“康斯坦”(坚韧)和“沃若园”等非洲品牌酒,“尽管略浓稍甜,但实为芬芳可口”。随军牧师朱雅神甫对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胡格诺人移居开普敦的后代很感兴趣,他们在当地拥有一些很美的农场和葡萄园,起有思念祖国的名字,如雨果、卢梭、迪普莱西 - 莫尔奈、贝朗热等……

杜潘中校认为,“这次放松令人非常愉快,它激发士气,给士兵们提供了聊天话题,以便消除旅途中的烦恼,较容易忍受在船上沦为一只包裹的命运。”

舰队又开始长途航行,驶往新加坡。船上,部队卫生状况良好,战士情绪也不错。大家尽情娱乐,打牌、玩跳棋、骨牌、罗多游戏①。舞会化装与否,均受欢迎;音乐会上还冒出了优秀歌手。文艺演出时,滑稽歌舞、喜剧、歌剧,“卖座极好”,演员脱颖而出。一位英国军官赞叹道:“这些法国淘气鬼,在船上或地上,在北极或赤道,无论在任何地方,总是那样快活!”

①罗多游戏, 一种摸子填格游戏。

这些消遣活动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1860 年 4 月,“迪佩雷”号舰遭遇可怕的暴风雨,不间断地一直持续了 8 天;船只,完全在黑暗中行驶,无法保持平衡。船组人员和官兵们再也受不了,几乎全都病倒。舰长特里科刚强无比,令人佩服:连续 8 天 8 夜站在甲板上指挥,每日只休息 1 小时。经过 53 天航行,只有 望水兵高喊:“见到陆地啦!”新加坡已进入了视线。

一大批各国船只停泊在新加坡掩蔽甚佳的锚地。对这块象征大英帝国实力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殖民地,法国人大为吃惊。内格罗尼上尉由于晕船,未能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在“山林女仙”号学说英语,但被新加坡所吸引,称赞这是“一座特别国际化的城市,居住着许多欧洲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爪哇人、马来人和华人等”。而卡斯塔诺医生则对马来人居住区尤其感兴趣。

但是,柯利诺却作过这样辛辣的评述:“新加坡居民中包括很大一部分海盗。英国商人把武器弹药卖给他们;然后,英国海军追捕海盗,夺走这些武器弹药。似乎就是这样,始终利用同样的枪支弹药,先卖掉,又夺回来,再卖出去,周而复始。这很不寻常,却完全是英国式的!”

香港同样使抵达的法军官兵慑服。柯利诺准将赞不绝口,和年轻的埃里松一样发表类似的观感:“这里成就的一切是个奇迹,令人赞叹。走遍世界,强大的不列颠王国的扩展能力给人以强烈印象。在开普敦、新加坡,自本人离法以来见到的如此众多的英国船只,已使我大为震惊,而在这里,我更加惊讶不已。越远离英吉利,越觉得它就在眼前……我们所走的路,似乎只是从在不列颠开始的英式之路的延长而已。每当周游世界,凡需停留之处,便可见到英国人。虽说不是只有他们,但他们却人数最多。他们主宰通商,控制海上运输。军事上,他们占据最好的阵地,最终当然居支配地位。他们轻而易举便能前往距自己国家最远的地球上的各个地点,简直使人目瞪口呆。”

内格罗尼上尉则更多注意香港完全欧化的一面。他发现,“大街小巷中只听到市民数皮阿斯特钱币的响声,他们一年到头做买卖,成天就这样数来数去”。

5 月初,法军远航终于在上海吴淞口结束。这个外港位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离市区 20 来公里。英国人做鸦片生意的仓库就设在那里。卡斯塔诺医生看到,锚地静静地停泊着“一些笨重的鸦片趸船”,即所谓的武装流动仓库。柯利诺将军以其勇气和洞察力不加掩饰地写道:“我们的盟友在此囤积数量巨大的鸦片,然后扩散到内地;鸦片毒化中华帝国,它让英国人大发横财,从而引发战争。”在这点上,这位法国将军丝毫不再欣赏英国人!他还写道,每年有 2 万箱鸦片(价值 2.5 亿法郎)在这些建在船上的英国仓库里交易。当然将军也承认,这类“浮动仓库”里还储存有大量其他物品,如大捆丝绸、金条与买卖火爆的茶叶等。

总之,吴淞口位置理想,设施完善,易于防守。军事行动中,该港将是极佳的后方基地。

5 个半月的远洋跋涉,总体上还算顺利,但人们痛惜长途航行中死去的 33 名士兵(主要死于伤寒),病号已送往澳门海军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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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 4 月 26 日,额尔金勋爵再次启程赴华,陪同的有私人秘书罗亨利。此人后来记述了额氏第二次出使中国的珍贵史料,还写有他本人被俘关押在中国牢房的回忆。

签订《天津条约》(1859 年 6 月 26 日)回国后,额尔金曾在全英受到体面的欢迎。帕麦斯顿首相举荐他出任国家邮政电报局局长,而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们则选他为名誉校长,这表明在学生中他比本杰明·狄士累利更受欢迎。诚然,他对这种荣誉以及其他敬重并非无动于衷,然而他更看重退休,想到苏格兰自家庄园在妻子及儿女们身边安度晚年。可惜的是,接踵而来的事件为他作出了别样的安排。自英军在大沽炮台败北后,他在道义上不得不再度受命率部出征。

从外交上看,鉴于额尔金是《天津条约》的谈判者,所以必须选择他担任全权特使。4 月 17 日,额尔金才接到外交大臣拉塞尔“传达”的正式指示①。指示包括三大要求:

①详见本书附录。——编者注  

(一)中国皇帝必须就指挥大沽炮台的将领向英军船只开火行为道歉;

(二)最终批准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

(三)向英法联军赔偿陆海军开支。

另外,嘱咐额尔金不宜过分重创清朝当局,以免其失去对全国领土的控制,何况其部分区域已经落入太平天国手中。拉塞尔大臣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还希望,额尔金在签订新的条约时要让中方割让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无疑,此系“秘密训令”,因为它们会让葛罗男爵,尤其是蒙托邦将军十分不快。显而易见,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忽略在香港地区扩大地盘的天赐良机,同时要确保英国已占领土的绝对安全。

可见,当法国人满怀激情捍卫天主教团在华传教使命之时,缺乏诗意的英国人却更关注如何在香港拓展势力范围。

英国再度任用额尔金,杜伊勒利宫并不吃惊。早在 1 月间,一份政府文件已经预计到这一任命极有可能。在此情况下,葛罗男爵是否也应再次受命返回中国呢?显然,面对额尔金这样的人物,布尔布隆仅以全权公使身份,有可能显得份量不够;一旦出现意见分歧,他很难在联合行动中使法国的观点占据上风。

法国政府认为与英国协调一致是必要的,同时也要表明关注其特殊利益。理所当然,这双重任务,只能靠 1858 年那样的人选才能完成。于是,1860 年 3 月 7 日,葛罗男爵以特使身份并以皇帝在华高级专员的头衔再次赴华履行新的使命。正如1858年一样,他由使团头等秘书巴士达伯爵陪同。

可以说,曾与额尔金勋爵一起谈成《天津条约》的葛罗男爵,并不想再次远行赴华。但他的朋友额尔金再三向拿破仑三世要求,坚持要他再度携手共事。再说,英国人更喜欢职业外交官,因为外交官自然比军人更有外交手腕。额尔金不想与他所不熟悉的、况且以多疑著名的一位法国将领共事,否则他只得妥协求全了。

4 月 21 日,葛罗特使接受训令①,嘱咐他要与额尔金勋爵协调一致行动。训令内容与他的英国同仁所接受的类似,即要中国政府道歉,批准《天津条约》换文并支付战争赔款等。训令具体强调,条约批准换文须在北京进行;特使应受符合其身份的接待。不过,训令特别嘱咐他注意军事行动不得导致推翻大清王朝。若那样做,只会有利于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此种可能性将违背既定目标,即“与中国建立更加确定、更加规则的国际关系,以便自由而安全地进入中国内地,而这样的条件如今尚

然而,在第二次共同使命中,额尔金和葛罗的关系不如从前那么好。正如高第所指出的:“人们看到,历经八个世纪的战争与争夺仍未解决的那种古老的对立重又冒了出来。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再次受命共事,尽管两人交情深厚,但明显缺乏第一次出征中国时主导彼此关系的那种真诚了。”

事实上,葛罗注意到,法国新近并吞尼斯和萨瓦两地的消息,导致英法联军将官之间关系冷谈。

额尔金和葛罗同往中国。1860 年 4 月 28 日,他俩从马赛上船,驶向亚历山大港,然后同坐专列火车贵宾包厢前往开罗。

到了苏伊士,额尔金向从中国回来的乘客打听消息,可是毫无结果!他一直希望事情最终顺利解决,也就是说中国人采取和解姿态,如果不这样的话,他的使命就将变得无的放矢了。

两位特使登上“半岛与东方公司”65艘客轮中最大的一艘“西姆拉”号前往锡兰。先停靠酷热的亚丁港,船要加煤。毕竟又是抛家远行,额尔金不时深感沮丧。停靠锡兰时,他让葛罗男爵去逛商店,为选购红、蓝宝石讨价还价。可是,无论在亚丁或锡兰,有关中国的消息都无法使这位英国女王陛下的特使怀有早些回国的希望。

再说,额尔金此行已显示出其变故频发的一面。5 月 23 日,在离开加勒角开往新加坡和香港途中,他们改乘的“半岛与东方公司”另一艘轮船“马拉巴尔”号突遇狂风大浪,客轮偏离航线撞到岩礁上,船身吃水线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水洞,浪涛袭进船舱。眼看着“马拉巴尔”号向下沉却无人来救,简直是千钧一发!船长尽管一时踌躇,但还是成功地使船在港湾深处的沙滩上搁了浅。危难时刻两位特使镇定自若,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甚为佩服,曾这样写道:“全船乘客无不深受他们的影响,丝毫不害怕。在此时刻,两位特使安定地坐在船尾,谈笑风生,像是任何危险都撼之不动似的。一群妇女围在他们身边,见他俩如此沉着,便信心大增。因此,大家毫不畏惧,这多半是受他们感染的结果。”额尔金勋爵决定最后一个下船。据葛罗男爵介绍,脱险者们随后去到总督府,“尽管当时大雨滂沱,大家还是受到了争先恐后赶到海滩的人们和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葛罗特使还提到了遭受损失的严重程度:“我们的行李全都沉入海底。所有证件、国书、密码、礼服及衣囊等,全都完了!额尔金勋爵也不比我幸运,巴士达秘书什么也没有救出。我好歹还从坐舱里拿出一个小箱子和装有日用品的旅行袋!《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只救出随身携带的东西。额尔金却镇静得若无其事似的……”这个不幸的遭遇原本可能会以悲剧告终的!

海难过后,额尔金找回了他个人的衣物、勋章及出征“特命授权书”等物品,但是没找到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而葛罗男爵并未找到他的银盒子、首饰和现金,即约合 1200 万法郎的皮阿斯特及金条。相反,采珠人后来从船壳里发现了几箱鸦片。

客轮出事使英法特使行程延误半个来月。6 月 5 日,他们终于离开锡兰,乘坐“北京”号轮船,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于 11 日到达槟榔屿。该船仅在新加坡停靠 1 天,后于 21 日驶抵香港。额尔金得到了弟弟普鲁斯的消息,兄弟俩后来在上海相会。而葛罗男爵则乘皇家海军“西贡”号驶达上海。


分类:清朝历史 书名:圆明圆大劫难 作者:伯纳.布立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