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圆大劫难》第10章 攻陷大沽炮台


初次交火
攻占塘沽
果敢的施密茨中校
格兰特将军观望
8 月 15 日皇帝节
悬赏缉拿额尔金
两司令严重不和
21 日:夺取大沽炮台
毕托拍照
柯利诺立功
巴夏礼劝降
恒福总督
暴雨倾盆
格兰特得胜
英国人向蒙托邦算账
吴士礼:战争已经结束
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8 月 13 日

云梯呢?云梯在哪里?法军营中突然发觉,忘记把这些攻夺炮台必不可少的攀墙工具带来了。其实,工兵队早已备好了这些木梯。据说曾向总司令报告过,想不到竟将云梯落在北塘了。于是,13 号至 14 号夜里,急忙派 60 来个苦力飞快跑回,才把云梯取来。贝齐亚上尉叙述了这个故事,也奇怪当时为何这般疏忽。

8 月 14 日

英法联军向防守森严的塘沽城进发。右侧,英军走上沿河新路线;左侧,法军取道通向中央城门的主路。英兵遭到河对岸船上发射的炮火袭击,可是很快,那大炮就被打哑了。联军 36 门大炮,即法军 4 匹日本马拉的来复线山炮和英军 8 匹马拖的阿姆斯特朗重炮等,在距离清军营垒 1500 米处架好。半小时密集炮轰之后,联军炮兵迅即向目标推进。到400 米左右时,原来射程达不到的清军炮火弹片,现在从联军士兵头上飞过!清军还击很快就停止了。

本茨曼上校指挥的炮兵轰击敌营之后,轮到施密茨中校率领的突击队行动了。这位参谋长数日来因发烧生病,原留在北塘,蒙托邦将军见他飞马而来,很是惊喜。“军功当仁不让”,该他指挥攻坚兵冲锋了。他一马当先向前冲,可不慎跌入壕沟,险些淹死,幸被两个士官救起;但他又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命令轻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向城门冲锋,架云梯翻越城墙;督促工兵坑道兵用斧头砸开城门。霎时,施密茨中校飞身城上,挥动着法兰西三色旗。联军一阵欢呼。两军步兵同时冲进炮台。他们站在墙上,望着清军步骑落荒而逃,纷纷躲进另一座炮台。上午 11 点,战斗结束。

塘沽炮台内,可见联军炮火造成的杀戮惨状。一个身着金线绦子服饰的军官脑袋搬了家;而漂亮的军帐下,横躺着两具大官尸首,显然是自刎身亡。联军缴获了 24 门大炮。法军约有 30 人负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1 人阵亡。英军只有 3 人受伤,不过拿皮耳将军坐骑中弹倒地,而他率的部队被派留守炮台。连格兰特司令都承认,那天的英雄当数施密茨中校。

其实,清兵也很善战。埃里松曾引用蒙将军的这一说法:“本人不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但我想,他们这些人要是武装精良,将会怎么打。而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也在教会他们打仗。”贝齐亚上尉赞同这种看法,驳斥欧洲普遍存在的论点,即认为中国人属可鄙视的懦夫,软弱疲塌,不堪一击。相反,贝齐亚向中国精忠义勇的士兵表示敬意,称赞中国人很有智谋,刚毅,不怕苦难,视死如归。他认为:“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民族只缺少个好领导,并需讲点科学。”

蒙托邦想要继续作战。天气晴朗,地上坚实,且士兵不累。他建议乘清军溃退、躲进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机,从速前去攻打,但是,格兰特拒绝,推说部下白天还未吃饭!甚至说想要让他们休整四五天……

蒙托邦不理解英军同僚的态度,认为对方是个果断的人,竟这么缺乏勇气。为充分利用时机,他提议袭击敌营是顺理成章的。柯利诺也觉得:“要是不在此处停下来,我们也许可以推进到大沽要塞,并乘清军慌乱不堪而取之。”

埃里松的讥讽和挖苦反映了法国人的看法:“英国人想饱餐一顿!而且他们要求至少要用 3 个小时,以完成这次非常有益、令人肃然起敬的行动。此外,他们的主帅还想要休息一下……”对英军司令如此尊重“午餐”传统,米特雷西同样气愤地说:“乘胜前进中突然击鼓归营,系严重错误,使夺取白河要塞延迟数日,又增加伤亡人数。对丧失斗志、四处逃窜之敌,要穷追不舍;要乘胜向前,不给清军总兵以喘息重整旗鼓之机……”

然而,这毕竟是真正开战的第一天。

不过,中方外交积极主动起来。英法联军登陆还不到 1 个星期,直隶总督恒福就致信额尔金特使,向对方表明惊讶心情:既然他们两国声称和平,何以要在此部署敌对兵力……他提议双方会晤,以便友好商谈。其他书信也接踵而来,额尔金概不答复。的确,他没有弄错,中方所以主动起来,旨在争取时间,尽可能拖延英法联军推进。额尔金态度坚决,大沽要塞不攻下,谈不上商讨中方议和的建议。

拿下塘沽炮台,已为联军夺取大沽要塞打开了通道。他们去年攻打大沽炮台,惨败而归。大沽要塞,实际包括 5 座炮台:河左岸(北侧)有2 座,其中 1 座大炮台;河右岸(南侧)有 3 座,其中 1 座大炮台。

于是,法军回到新河营地。而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竟然无意中发现当地的当铺存有大量羊皮袄和其他裘皮服装等,军需后勤处决定攫取这批珍贵毛皮。自“快帆皇后”号沉没损失军装后,法军现在终于有了过冬衣服。另在新河镇,联军还弄到一些马匹和骡子,而且还弄来一批船只,用以架搭过河桥。

8 月 15 日

这天是法国皇帝节。1804 年,圣 - 拿破仑日成为官方节日,8 月 15日为拿破仑一世诞辰。此时,在法国,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而在新河的法军营地,感觉就像在夏隆军营那样①。二十一响礼炮鸣响,部队群情振奋。骄阳当空,弥撒举行,将士们排成方队高声齐唱《感恩曲》。随后进行阅兵,演奏演唱会,以及游戏,如赛跑、套袋赛跑等,优胜者可奖几块皮阿斯特钱。法军尽情欢乐,英军吃惊不已。然而,向来行事得体的英国人,中午也鸣放十二响礼炮,真是恰如其分。

①自 1856 年起,每年逢此节日, 拿破仑三世都到位于巴黎东部马恩省夏隆军营巡视,接见军队将领,出席或指挥军事演习。

借节日机会,蒙托邦将军在职权范围内为施密茨和利韦两中校晋升一级军衔,他还向一条腿被炮弹炸掉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授勋。埃里松曾记述这个“可怜鬼”负伤时的情景:

“啊!上帝啊!上帝啊!”他疼得喊叫着。

蒙将军正好在他面前停住,俯身摸着他的手枪皮套,关切地说道:

“瞧,朋友,勇敢些!十字勋章会使你忘掉这个。”

“娘的!我不希罕这……勋章,还我的腿!”他气馁地回答。

将军没有作声,走开了。埃里松带着苦涩的幽默感补充道:“由于只在马戏场或跑马场见过打仗,我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用那条健全的腿站起来,高呼皇帝万岁!”

8 月 16 日

额尔金勋爵前来拜访蒙托邦将军,向盟军介绍中方议和的有关建议。同时,他也通报从塘沽炮台自刎的清朝大官身上找到的文书部分内容。其中有一咸丰皇帝通谕②,号令所有臣民,不论满汉,要以各种手段,如杀野兽那样“消灭夷寇”。擒贼先擒王。额尔金作为“元凶”,人头悬赏 1500 皮阿斯特(约 1.2 万法郎);联军两主帅,人头各值 1000 皮阿斯特(约 8000 法郎)。

②通谕内容详见附录。——编者注

另外,文书之中还有清军将领上呈北京的奏折。从中看出他们谎报军情,颠倒黑白,把清军惨败说成大胜,把联军打赢说成大败。英法将领们不禁在问,北京朝廷对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种种事件,究竟准确而真实地了解多少?……

8 月 18 日

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军,正在白河上游距塘沽要塞 5 公里处加紧架设浮桥。事实上,蒙托邦将军坚决要在河右岸展开军事行动。他派利韦上校带一个工兵连前去那里侦察,任务是占领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以控制白河两岸。他们遭遇了一支清兵,战斗进行激烈,法侦察队请求支援。炮兵中校富隆 - 格朗尚指挥山炮轰击,清兵被迫撤退。冉曼将军亲率劲旅,在白河右岸扎营。

其意图何在?十分明显,蒙托邦仍然要优先攻打南岸。但是,跨河桥一直未能建好。在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设置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无济于事。吴士礼认为,要占领白河右岸是个错误的主意,虽然这个说法会让法国人不悦。

8 月 19 日、20 日

联军两主帅会晤商定下一步行动,即攻夺大沽要塞。这次会晤,大局攸关,因为蒙托邦和格兰特对进军路线未能取得一致。联合征战,面临风险。

蒙托邦始终主张,凭借炮舰的支持,首先夺白河右岸大沽主炮台。邓恩等爱说别人坏话的英国人妄言,蒙将军是要争大功,争个人之功。在蒙托邦看来,主炮台一旦陷落,将使左岸其他炮台一并不攻自破。故攻打主炮台,除军事意义本身,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去年正是在大沽主炮台前英法部队大吃败仗。现在要向中国人表明,报仇时刻已到!

格兰特断然反对法方计划,认为这“太冒险”。他指出,要到达那些炮台,先得过河,这将带来诸多困难,而渡河又有延长北塘交通线的不利。其次,要冒险经过一个水淹地段,军队右翼暴露于敌军骑兵打击之下。再者,他还解释说,大沽主炮台就算失守,其他炮台的兵力与防御力量仍然还在。

格兰特试图说服法军同僚,白河左岸最北面的炮台统领着其他所有炮台,夺取这座炮台,所有炮台就会陷落。在格兰特看来,事情十分简单,他本人的计划易于实施。吴士礼责怪说,由于法国人的过错,攻夺大沽要塞之战发起太迟;主张攻打南岸炮台,会拖延开战日期。可是,时间紧迫得很……

简直徒劳!当时,柯利诺将军也赞同按英军统帅意见攻打北岸炮台,蒙托邦司令仍然坚持个人立场。他甚至强调,攻打左岸(北部)炮台,在他看来完全无益。不过,蒙托邦表示,如果格兰特决意实施其计划,他会和对方并肩作战。但他觉得必须提出一份书面抗议!

果然,第二天,格兰特收到蒙托邦一封长长的函件,陈述个人理由。蒙托邦在函中解释道,在如何攻打大沽炮台的方式上,英方提出的作战方案与他的主张相左;但为表示参与联合作战的愿望,他仍会派法军“与友军协同行动”。在函件末尾,蒙托邦补充说,他的这些看法旨在开脱本国政府将承担的军事责任!这一态度,英军人颇瞧不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也不以为然。

格兰特当天即予以答复,对蒙托邦的论据一一提出质疑。格氏只强调,他惟一关心的是,鉴于季节已经很晚,必须尽快拿下大沽炮台,并且要把部队伤亡人数压到最低限度。这位英军司令真的下了大赌注!他不是不清楚,倘若大沽要塞前再吃败仗,将使其军事生涯就此完结,而且也会敲响英法联盟的丧钟。更有甚者,这会导致伦敦政府倒台。他和额尔金一样清楚,对华战争在英国很不得人心。

谁错?谁对?两位将领谁能夺得最优秀战略家称号?明天21日便见分晓。

8 月 21 日

整个大白天。新河之后,塘沽;塘沽之后,大沽。

20 日夜晚,柯利诺纵队与 102 步兵强攻团一起,开到塘沽炮台下宿营,以便次日凌晨开始行动。而英军工兵,则连夜在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渠上架设桥梁或搭建过道。借着中方火光,架桥兵和坑道兵加快搭建进度。曾当过工兵军官的拿皮耳将军负责监督完成架桥工程。凌晨 4时许,炮兵在前,大部队离开新河。由于地形状况,不宜部署大的兵力,英军调集 2500 官兵,法军出动千余人和 2 个炮兵连。额尔金由《泰晤士报》记者鲍拜陪同,登上一座寺庙屋顶,就近观战。天气沉闷,一片寂静。

大 沽 要 塞 炮台,僧格林沁近期进行了加固,由 3条 放 满 水 的 壕 沟环抱,相互间则靠布 满 障 碍 物 的 防御工事连接,中间设 有 各 种 陷 阱 和数 行 深 埋 地 下 的交 叉 木 桩 组 成 的绑缚网等。炮台围墙高 5 米,各雉堞胸墙窗洞架着多门大炮。炮台中心建有内堡,起扩大 望和射击范围的作用,上面安置的 3 门重炮,通常向河中射击,而此时已被指向陆地。右岸各炮台,炮弹射程可达对岸各炮台附近,战斗中可向其提供火力支援。而左岸第一座炮台较小,呈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

清晨6点钟。法军炮兵首先向靠近河边的第一座炮台的右侧开火,紧接着,英军炮兵用臼炮和榴弹炮攻击。清军立即还击。英军出动的 47 门大炮,和法军一起,密集炮轰那座炮台。为钳制对方,琼斯和巴热两将的炮舰也越过白河沙洲,轰击最下游的一座炮台。7 时许,一声巨响,可怕的爆炸震撼第一座炮台。12口径的重炮弹击中炮台火药库,使之爆炸。对当时的场面,吴士礼中校这样描写道:“一团浓烟,犹如火箭一样凌空爆炸,随后,夹带泥土与木块的暴雨,纷纷落下。”霎时间,炮台仿佛不复存在,空前沉静。而不久,浓烟消散,炮台还在!

过一会儿,又一巨大爆炸声在下游炮台震响。同样情景再次出现。但是,这次无疑是法军炮舰击中炮台。联军炮火齐鸣,越来越靠近目标,步兵发动进攻。中国守兵还击不力,射击不准,弹片多在进攻士兵的头上飞过。柯利诺指挥炮兵猛轰对岸炮台,使之再无还击声息。7 点半钟,冲锋发起。

一场白刃战,肉搏战!布隆戴尔将军认为,简直像中世纪战争。戴遂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清军抵抗的场面:“好比古战场那样,清军守兵也很英勇。弹药打光了,抓起敌人打来的弹片投掷过去。然后赤手空拳与我强攻队拼斗,最后全都战死,有的军官则拔刀自刎……”

此时,英军集中全力攻夺炮台正门。他们试图在 3 道壕沟上搭桥,正好成为清军守兵的理想射击目标。搭桥未成,伤亡众多。援军赶到。走运的是,碰巧发现围墙有个洞,是炮弹穿开的;将洞挖大,人可钻过去。于是联军从洞口冲将进去,杜潘上校第一个,其他官兵跟上。进入炮台院内,与守兵拼刺刀。而在炮台另一端,清兵还在射击。法军旗帜在壁垒上飘扬。英兵也破门冲入炮台,并在最高处插上军旗。

临近 10 点,炮台守兵节节败退,竞相逃窜。但他们在外防线受阻,其中一些落入尖桩绊马陷阱。约 400 人战死,百余人逃脱。阵亡者中有最高守将,佩带花翎,着红顶军服,第一座炮台就这样陷落了①。

①这座炮台属北岸三炮台中最小的石缝炮台。阵亡将领为 直 隶 提 督 乐 善 ,皇帝谕旨:“久历戎行,战功垒著”,“从优赐恤,并著在海口建立专祠, 以慰忠魂。”

英国人公认法国人打得漂亮;法国人也承认英国人同样打得好。格兰特向友军致意,赞扬说:“法军将士,怀着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高墙上的决心,表现得勇敢顽强,和我军官兵同时从缺口冲入炮台,为他们的伟大国家争了光。”柯利诺将军肩章被子弹打穿;拿皮耳将军非常骁勇,只有 5 处挫伤,不算负伤。

但是法英双方到底谁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呢?按格兰特的说法,是年轻旗手查普林。他尽管身上 3 处受伤,仍高举所在的 67 团军旗勇猛冲在前,先于法军上到炮台最高处,挥舞军旗。吴士礼也称,曾见证那一“美妙的”时刻。

夺取第一座炮台,可谓大获全胜。刚刚早上 9 点钟,中方谈判代表就以赶来。他们要见英法两特使;答曰特使不在。他们要求休战,以便抬走伤员;要求获得同意,但时间仅到下午 2 点钟止。不过,清兵拒绝投降。联军两帅、额尔金随即跟来,一同步入刚刚陷落的炮台。他们看到令人震惊不已的场面;处处尽是死伤守兵,臭味难闻。

冲锋过后,刚刚夺取炮台,极度兴奋的随军摄影师毕托就摆好相机,对这些“绝妙的”战争场面,要从不同角度拍下。据芮尼医生说,他请求在完成拍摄之前,丝毫不要动现场,不把尸首抬走。历史上的摄影师们,凡出名者,都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与野蛮性。

已到总结战果时刻。法军士兵 15 人阵亡,129人负伤;军官 2 人阵亡,11 人负伤。140 名伤员已全部送进设在新河当铺的战时医院。埃里松失去一位战友布朗凯,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中士长,是和杜潘上校一起攻占炮台时身中数弹牺牲的。英军伤亡人数和法军差不多,17 人阵亡,162 人负伤,其中军官 22 名。

而据卡斯塔诺医生统计,法军有40 人阵亡,170 人负伤。他还告知,联军医生们也曾为四五百挂花的清兵治伤,但这些不幸的人在接受初步处置后,随即把绷带除去。

休战结束,联军又向不到 2 公里远的北岸其他炮台推进。但是,联军的战旗换成了白旗。一片寂静。格兰特将军派巴夏礼前去喊话,叫对方缴械投降。但只得到一位军官的一阵咒骂:“不过就1个炮台陷落罢了,还有 4 个固若金汤呢。我们将像第一炮台那样要坚决保卫!”

格兰特和柯利诺协商攻打方案。可是,就在格兰特调动英军炮兵之时,法军等不及,竟向沿河涌去,冲向炮台。对强攻的情形,德洛尔这样描述道:

“法军迈开赛跑般步伐,向随时能发出弹片将他们击倒的炮台冲去。海军陆战队率先冲过第一道壕沟,强击步兵匍匐越过横跨壕沟的梯子;越过第二道壕沟,他们便冲到第三道、即最后一道壕沟。就在跨越之时,强击兵们从墙垛之间看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刺刀,原来他们已经从朝向白河的炮台入口冲了进去。他们试图放下吊桥,可是大门打不开。凭借战友递给的粗绳,他们飞速爬上炮台,只见墙后 4000 清兵跪着求饶。”其实,炮台守兵未作任何抵抗,全都把枪扔在地上或架起来。他们集中在炮台一角,不出声地等着,有的坐在地上不动,有的像是在哀求。

这便是柯利诺将军及海军陆战队所见的出人意料的一幕。接着,蒙托邦和格兰特两主帅进入炮台,并问清兵俘虏他们的首领在何处。俘虏们回答“不知道”。但三个无明显特征的清兵上前解释说,他们的都统,大概是僧王之弟①,已在第一个炮台交战中阵亡,故部下丧失斗志,不能再战了。没有皇上钦定,谁也不敢取代指挥肩负重责!三人还说,第一座炮台陷落,任何抗击都徒劳无益了。他们乞求放一条生路,以便能去右岸。

①实为直隶提督乐善。

俘虏实际有两三千余人。该怎么办呢?令战俘万分惊讶的是,他们被允许从容离开。杜潘上校曾指责这种宽大做法,认为是个“错误”,担心这些人回到僧格林沁军中,又将会在以后的交战中与他们遭遇。而布隆戴尔将军,在对华“远征”正式报告中,则肯定了这一做法。他指出:“出于人道而采取的这种措施,确实有一个弊端,即他们将被敌人再度利用,与我们作战。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因严重缺粮,对这些丧失抵抗能力的俘虏已无别的选择,要么放了他们,要么杀了他们。”

在炮台内,英兵发现一些大口径的大炮,上面刻有英文“Moore-Woolwich”(摩尔 - 伍尔维奇)字样。原来是去年英国海军败阵时丢下的……这些大炮后来被运回到英国。

巴夏礼和罗亨利遵照英军主帅命令,举着白旗马上去到白河对岸西口村,与直隶总督恒福谈判。法军三名军官:康普农少校、柯利诺将军副官昂德库和科尔斯,请求陪同前往。一到右岸,联军代表先遇见一位姓王的中国通译。这位年轻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驻上海使团受训,后赴英美游历。1858 年和谈时,他曾是协助威妥玛的中方译员之一。他这次是来向额尔金特使转交恒福总督的信件的。巴夏礼认识他,却粗暴而咄咄逼人地对待他,声称对方最好直接去见英军主帅。而巴夏礼要到西口衙门见总督大人。

巴夏礼要求总督下令右岸各炮台,连同大炮及兵械库,统统投降。会谈或密谈花去许多时间,约 4 小时之多。双方各执一词,毫无结果。虽经上午的惨败,恒福仍寸步不让。他很清楚,交出炮台,对于他意味着失去官位,甚至会冒死罪。而巴夏礼在向恒福告辞时,显示了他的谈判才能。

巴夏礼问总督大人,是否全城百姓都已撤离大沽。

“没有,他们为何要那样?”恒福吃惊地反问。

“天哪!”巴夏礼也惊讶地说,“叫他们赶快逃命吧,一刻也不要耽误。炮火弹片将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到那个地方,谁也休想活着出去。我们不愿伤害无辜的居民,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您有义务敦促他们尽快逃离。我们只针对军队和官员,我们要消灭他们。”

想不到几句话,竟然产生大效果。恒福一听脸色大变,显得十分紧张。随后,他下定决心,对巴夏礼说道:“好吧,那请下马!我们就此好好商谈。”

就这样,天黑时,南岸炮台投降达成协议。条件是,全城百姓得到尊重,财产受到保护。恒福还获准派人去找回第一炮台战死的主将尸体。这位英勇保卫炮台的将军阵亡,使其他防御阵地丧失了抗击士气。

军事行动刚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暴雨猛降战场,淹没平原。官兵们冒着倾盆大雨,艰难地向后撤,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塘沽营地与新河营地之间 8 公里的泥泞路上。他们回到全都淹在水里的营地,根本不可能生火。士兵们整个白天什么也没有吃,只得嚼点饼干之类的……一个凄惨的夜晚等待着他们。英军炮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把深深陷在泥里的两门围攻重炮拉回基地,只好作罢,无可奈何地躺在大炮旁边过夜。

一连数日,平原淹在水里,到处变成沼泽。仅差几个小时的工夫,反复无常的天气就会改变这个决定性的一天的进程。杜潘认为:“如果暴雨早来数小时,那我们的炮兵将难以动弹,夺取大沽炮台则不可能。”埃里松也指出:“那一天,要是早几小时遭遇大雨,将使远征中国一败涂地。”英法联军真走运!

杜潘上校对当天的战斗作了个小结:“就这样,5 座炮台,我们武力夺取 2 座及 2 个敌营,缴获大炮 518 门,其中 110 门为铜制,还有大量军需物资。白河从此可以自由通行,联军供给变得充裕。这便是当日战果。另外,我们击毙清兵 2000 余人,包括炮台主将。”巴夏礼非常满意地说:“大家应当庆贺的是,仅用一天时间,花了很小的代价,就迫使 5座可怕的炮台投降。”

当天的英雄,非柯利诺将军莫属。他始终一马当先,非常勇敢机智,深得英军赞扬。蒙托邦主帅夸他行动冷静,指挥有方。跟随他去攻占炮台的强击兵和海军陆战队,个个都是好汉。广东苦力也受特别表彰。他们按规定只运送爬墙云梯,但也冲在阵前,参加战斗。格兰特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

“这证明我提出攻打炮台的方案对头,必胜无疑。”格兰特将军带着得胜的口吻说道。按他的解释,岸北那座主炮台,即第二座,临海一面防御十分严密,后边朝陆地方向防守则显薄弱,仅有一堵护墙。而且,一旦攻下第一个炮台,主炮台便直接处于第一个炮台的炮火攻击之下。

吴士礼向格兰特将军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写道,对于士兵来说,随便褒贬顶头上司,本属无纪律的表现,但他发自内心要表达“远征”军的普遍意见,那就是:“当时,谁也不如霍普·格兰特大人那样坚定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显得高人一筹。如果他能听到 8 月 21 日晚上英军兵营人人都向他祝贺,那他定会感到,尽管决心下定时不免有所担心,自己最后总算得到广泛回报。”

明眼人不难看出,吴士礼中校对格兰特司令的称赞,显然意在否定蒙托邦将军!

诺利斯上尉 1875 年把格兰特将军《征华日记》整理出版,书中也提到蒙托邦将军关于攻夺大沽要塞的态度。在他看来(也可视为在格兰特看来),蒙托邦曾经坚决反对英军参谋部提出的攻打计划,仅同意派遣400 法军士兵及一小队的炮兵参战。诺利斯声称当时认真了解情况并得知可靠的消息,蒙将军头天曾答应派两个炮兵队参战,而当天却只派一个队出动。再者,柯利诺当时率的炮兵队榴弹炮出故障,不得不求助于英军。

这种说法也由杜潘上校加以肯定。杜潘认为,蒙将军在攻打大沽要塞首座炮台时明显有错,即将三分之二的炮兵力量闲置,致使柯利诺向出动2500人的英军借用两门榴弹炮。另据诺利斯所言,蒙将军只是在战斗接近尾声,即攻占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时,才出现在战场上,而且竟然没有带剑在身!

和吴士礼一样,诺利斯也赞扬格兰特将军敢于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他回忆说,对华“远征”在英国很不得人心,一旦遭受失败,反对派必然会把法国在这次征战中曾持保留意见拿出来做挡箭牌。格兰特日记出版者曾写道:“值得记取的是,在 1860 年,人们认为法国人的打仗本领与学问远超其他国家……”关于这次征战中最危险的此次战役,他得出结论说:“结果好才是最好。”他赞颂格兰特将军具有洞察力,以军事行家的眼光,判断出大沽要塞北岸首座炮台防守弱点所在,而其他炮台又依赖于那座炮台。

关于蒙托邦将军的抗议,诺利斯后来毫不客气地写道:“法国盟军的合作给胜利制造的障碍,比清兵的抵抗还要大……蒙将军在行动中想把自己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拒绝参加他认为注定失败的进攻,尽管最后时刻出于谨慎盘算决定派出400步兵,以表明法军参战。”诺利斯还告诉我们,蒙托邦见事实证明他确实有错,便要求收回自己的抗议。

8 月 22 日

中国守兵混乱不堪地撤离各座炮台,扔下 500 多门炮和数量惊人的各种军需。他们后撤到天津一带。而僧格林沁由 150 名骠骑护卫,也同样撤离,肯定是踏上了回北京之路。

英法军队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入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军统帅当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而两国海军则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全部清除。舰队开入白河。

英法将领们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天津已唾手可得。这座重镇距大沽约 55 公里,而离北京仅 100 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白河两岸均通行)或水路。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成为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舰一天足可开到天津。

因而,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蒙托邦将军毫不迟延,特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赶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和约。而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陷并签署投降书,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上结束。吴士礼也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却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远征仗打得太少。这不值 6 个月的海上颠簸。”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军队更有本领,必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报偿和战果。”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 1793 年马戛尔尼、1816 年阿美士德和1858年额尔金与葛罗之后,欧洲人第四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在幸运的 1860 年,这后两位使节终将直抵北京,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将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并长期建立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