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王》荣辱得失:僧王的几大业绩


在咸丰、同治两朝,僧格林沁始终是清廷最倚重的蒙古王公,他通过战功而获得世袭罔替的亲王,这在晚清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承受过最耀眼的荣誉,也遭受过最惨重的失败。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集中反映在几件大事上。

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部两万余名北伐。北伐军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省乘虚而上,进入直隶,前锋抵达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廷大为震动,京城的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市民惶恐不安。僧格林沁率部迎战太平军,在天津西南的独流镇,首战告捷。

面对着骁勇的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士气大振。孤军深入的太平军后援不济,南方人难以适应北方冬季的严寒,又饱受风餐露宿之苦,经过三个月交战,太平军损失惨重,退往直隶东光县连镇。第二年(1854),僧格林沁追击北伐军至连镇。此时北伐军将领林凤祥在连镇据守,李开芳则率领一支队伍,自连镇穿过直隶省界进入山东,占据了临清以东不远的高唐。林凤祥与李开芳彼此分离,使清军各个击破成为可能。林凤祥被僧格林沁围于连镇,李开芳则被满洲将领胜保困于高唐。尽管形势越来越近乎绝望,二支太平军却坚守阵地继续抵抗。

僧格林沁改用水攻,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墙挖壕,并引运河水灌入镇中,围攻长达11个月之久。咸丰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僧格林沁马不停蹄,乘胜往高唐,接替了胜保军队。

高唐的太平军皆百战精锐,粮食充足,环城竖起木栅,用土覆盖,前设濠沟陷坑,又挖地道,太平军战士潜居其中。每到黑夜,通过地道外出劫营,清军颇有损伤。胜保铸大炮,树云梯攻城,均不能克,只好筑垒挖濠长期围困。胜保久战无功,逮京治罪。僧格林沁取而代之。他见屡攻不克,改变战术,命围城军网开一面,将太平军诱出高唐。李开芳率八百余骑退守该城以南45里的冯官屯,在四周挖掘堑壕,配备火炮,清军仍无法靠近。僧格林沁再次用水攻,在屯周挖掘壕沟,沿沟筑墙。为引水入沟,开挖了一条长123里的水渠,直通大运河。引水渠完工后,雇集民夫二三千人,将渠水灌入冯官屯。不久,屯内房屋被水淹没。太平军粮草火药尽湿,只能聚居楼上,清兵用炮不时轰击,太平军柴米无继,已是穷途末路。李开芳被迫向僧格林沁投降。有目击者,记载了纳降时的场面:

李逆(李开芳)头戴黄绸绣花帽,身穿月白绸短袄,红绸袴,红鞋,年约三十二三。携两贼童,身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年约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逆直入帐中。李逆仅向僧邸、德贝子等各屈一膝,即盘腿坐于地。两童东西侍立。帐内总兵以下,皆持刀环立,怒目视之。李逆与二童仰面四顾,毫无惧色。但称能宽贷其罚,愿说金陵诸贼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僧邸知其心叵测。饭毕遣出。又令八贼目进帐,皆跪见求赦,亦即遣出。遂将李逆与八贼目解至京都,凌迟处死。

李开芳虽降,并不服气,谈笑风生,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确是一条硬汉。反观僧格林沁部将,持刀而立,怒目而视,倒似乎有几分紧张。随着李开芳被活捉,北伐军全军覆没。此战消除了清廷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僧格林沁列在首功,先晋封亲王,又加恩世袭罔替。僧格林沁的威名震于海内。

僧格林沁镇压了太平军,但清军本身也遭受沉重损失。自连镇之战以来,阵亡将士不下8000余人。僧格林沁对太平军将士的报复也异常残忍。在他的命令下,82名俘虏(包括2名小孩)被活剖人心,祭奠亡灵。以致有人把他与“曾剃头”曾国藩合称为“南曾北僧”。

对英法联军作战太平天国北伐刚刚平定,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朝守军战败,清廷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调用全国兵员,进行彻底抗战。被打怕的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为了防止英法联军进一步行动,命他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构筑营垒,增设水师,整顿民团,筹饷制械,使天津防务加强。为守住要塞,又将大沽口1600余名陆兵增至3000名,并抽调黑龙江、察哈尔、蒙古马队5000名增援,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3座,做好作战准备。

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率舰队北上换约,舰队由1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英法舰队进攻大沽口,遇到清军顽强抵抗。英法舰队遭受重创,被击沉4艘、击伤6艘、俘虏2艘,余下的也竖起白旗,请求停战。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共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击毙英国军官5人,伤23人。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

大沽口一役,清军获得了重大胜利。在战斗中,僧格林沁指挥有方,起到了重要作用。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咸丰帝本来就认为《天津条约》过于苛刻,无意接受。见大沽口获胜,乃尽毁《天津条约》。他对僧格林沁和镇守大沽口的官兵大加封赏,上下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

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沽口战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远征军来到。其中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兵舰200余艘。联军知大沽口防御坚固,由北塘登陆,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中,僧军虽顽强抵抗,仍不敌败退。

英法联军攻陷塘沽,进占天津。咸丰派钦差大臣桂良等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奏报,咸丰帝谕命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

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了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巴夏礼扬长而去。载垣奉咸丰帝旨,命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扣押。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本来就恨之入骨,接到谕旨,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得知使节被押,与僧军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军战败,退至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八里桥,东距通州8里,西距京城30里,是通向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此关一破,北京必然陷落。僧格林沁知已无退路,向皇上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八月初七日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随后,南路法军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在外国人笔下,八里桥之战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如果僧格林沁血战而死,他的名字,或许更为响亮。但是,在军队伤亡过半时,他却失去了战死的勇气,率部撤退。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削去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和都统等职。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命皇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办理和局。自己则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逃往热河。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焚毁了圆明园。园中的华美建筑和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或遭劫掠,或化灰烬。

咸丰帝宣布革去僧格林沁王爵,只保留钦差大臣职。他奋斗大半生得来的爵位与荣誉,几乎全部丧失。

拥戴两宫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以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为一方,和以赞襄政务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为首的另一方,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激烈的争斗。已恢复郡王爵的僧格林沁因手握重兵,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这年八月十七日,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特意致函僧格林沁,主动促使他具折奏请叩谒梓宫,试图拉拢僧格林沁,并借此试探他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态度。信函说:“昨富山来滦(指热河避暑山庄),询悉王爷闻信之后,甚为哀痛。现在捻匪又有出巢之言,王爷仍当以军务为重,未可过于伤感。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署名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僧格林沁接信后,态度异常鲜明,当即表态。他不但不按来函意旨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反而在另一奏捷折中故意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其拥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反对八大臣的态度尽在不言中。

赞襄政务王大臣不愿就此罢休,又从热河发一函,申斥僧格林沁说:“昨见捷奏,欣悉王爷懋着功勋,并蒙恩优奖,莫名欣贺。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八大臣对僧格林沁倾注的希望犹如水泼沙地。后者在复信中对八大臣毫不领情,且痛加驳斥:“至沁(僧格林沁)奏折内有‘皇太后、皇上圣鉴’之语,远荷示知不宜书写。沁因前由理藩院咨行准吏部咨称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两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是皇上冲龄不能阅折,皇太后览奏后钤用图章,始行发下。如此拟定通信,是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与前传稍有未符。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并声称,“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以先前公函内有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后,须经皇太后、皇上钤盖“御赏”、“同道堂”二图章方为有效为理由,断然拒绝了载垣、肃顺等人专揽大权的企图,再次表明了对皇太后的拥戴。僧格林沁的鲜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势的走向与结局,促成了辛酉政变的成功。而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又把晚清政治引导上了慈禧太后专权的道路。这一影响深远的后果,当然不是僧格林沁能够预见到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并用自己的选择,再一次诠释了对“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