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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传》序 言


象这样的书,有两种朋友可能是不大喜欢的。一种是孔老夫子的信徒,“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的东西,当然不会有兴趣。还有一种是冷淡得过分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纵然你这里激情洋溢,他那里还是无动于衷。我们两人写这本书有几个目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两种朋友能够把这本书读下去,对于“怪”的观念有一个改变。更进一步,还可以从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去研究一处地域、一种文化、一个时代。

扬州八怪是指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大艺术家,他们往往书画俱佳甚至是诗书画三绝,不少人还善治印。八怪也不就是指八家,趣味相近而又画风相似的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郑燮、黄慎、李方膺、罗聘、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陈撰、杨法、李勉诸人。神有八仙、人有八元、马有八骏,唐宋散文也有八大家,这些“八”,都有“八”的内容。“扬州八怪”之“八”,诸人说法不一,说法比较集中的还是李鱓诸人中的前面那八位,取得共同语言,也无妨凑个“八”数。扬州人讥讽相貌丑陋者为“丑八怪”,现在以“八怪”实指这一批大艺术家,明显地是出于贬抑。“八怪”怪在哪里?说得简单些,一个是做人不合时俗,一个是为艺我从我法。不合时俗倒也罢了,偏偏又要大张挞伐,攻讦时俗;作画另成一格倒也罢了,偏偏社会上又有许多人赞扬备至,声名越来越大。这样,卫道者们烦恼了,画坛的主流派们不高兴了,于是,选了个“八怪”的帽子套上去,念念紧箍咒,横扫一下,以便抵制异端的影响。是始料所未及吧,“八怪”这顶帽子选准了,诸位大家竟以怪名标艺史,声名日益大噪,他们的遗世之作被各地珍藏密室,看作稀世之宝,许多人都想从他们的笔墨中间领略一点罕见的怪味。

关键在于,觉醒的人群日益改变了对于异端的态度。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他足以维持统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蹈规矩者,重则为逆,轻则为怪。时易岁迁,新旧更迭,规矩大变,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往日循规蹈矩的楷模往往成为笑柄,而为十手所指的怪异则入情入理,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立身如此,为艺也是如此。八怪被人攻讦的地方,离不开不遵成法,不追古风,笔墨恣肆,啸傲士林,再则便是好出狂言,臧否人物之类。封建专制的权威已成昨日黄花,拟古的山水充其量不过在华夏艺术史册中占并不显眼的一页之地位,这样的怪又何悖之有?变换角度观察,这样的怪,宛如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宛如撕破黑幕的耀目之电。说为人,这样的怪,又正显示着智者痛苦之变形;说为艺,这样的怪,也正显示着大胆革新辉煌之实迹。

八怪所处的时代不是康乾盛世吗?尧舜之世,野无遗佚,盛世即便有少数才人埋没,又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应当承认,从康熙到乾隆的100余年间,是太平盛世。它的显著标志是战乱以后的民生凋蔽状况有了改善,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有了增强。国家的疆土统一,朝令达于四边,工商业有了发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康乾之治不同于汉唐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封建专制时代已进入末期,即便康乾都是少有的英主,也无法避免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这是一个封建王朝制度行将解体、一座东方大帝国的巍峨大厦在列强炮口下行将崩塌的时代,简言之,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康乾之治,估计得充分些,也不过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更何况,康乾两代的文治都不是呈水平状态发展的,他们的晚年,特别是乾隆中期与后期为帝国的安宁留下了众多的隐患。这是一个希冀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阴暗交迭,处处似乎还有生机但又处处使人窒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不了揭竿而起的大英雄,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这样的时代造就一批思想性格中充满矛盾的,被世俗目为怪异的人物,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批人物的出现,是沉沉黑屋中的智者的觉醒,也是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一种朕兆。八怪生活的年代,如果以郑板桥罢官返扬的时间为准,那么,距离鸦片战争约80年,距离辛亥革命约150年,80年和150年,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都只能算是一组套曲的一段尾声。

八怪的艺术品,今天看来,依然有清新活泼之感,不过,它只能代表一种流派罢了。自然,他们只是一个流派,但是,当日的这个流派的出现,要有何等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都是需要详细撰写的。绘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这是西方艺术大师的语言;“师古未若师物,师物未若师心”,这是中国艺术大师的语言。有出息的画家要从物象里画出他自己来。明清之际,画风日颓,由于皇室贵族的宠爱,师古拟古之画被尊为主流,清初四王,多属达官,并兼画人,他们绘画题材狭仄,笔色浓润,摹仿逼肖。他们画出的只是一种未敢越雷池一步的自己。但是,他们的影响遍于各地画坛。他们的画风得以为朝堂所推崇,考其原因,自然是因与清初之文化高压政策相契合,是慑于威势,以驯服求得安宁的士人心态在绘画中的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画风,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引入了绝境。在艺坛严寒肃杀的季节里,无法避免会有春雷。石涛、八大的艺术是春雷,八怪诸人所形成的声音更是隆隆的春雷。他们在绘画里表达了平民对于生活的见解,为后代艺术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说他们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是并不为过的,他们真正是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终身贫贱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一群,在中国艺术史上,他们是屹立于历史潮头的人物,是值得人们缅怀追忆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轻视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八怪诸人来自四方,汇为扬州八怪,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历史的偶然?说偶然也是偶然,但偶然源于必然。应当说,康乾之世,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这种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业的繁荣。清初帝国一统,中枢的供给,大半仰于东南。从中央到达东南的生命线是这条运河。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之交汇处,自然地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之繁华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初见端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和风,把一批自由的种子吹聚在这里发芽滋长。当日苏杭自然也属商业大埠,金农便是杭州人,杭州人所以要赶到扬州来充八怪之数,考其原因,盖出于扬州画坛传统势力,相对地显得比较薄弱,这里画坛的冻土层易于冲破。先是来了石涛。若干年后,福建的黄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农、南通的李方膺也来了。他们和本地的高翔、李鱓、郑燮以及他们的晚辈罗聘或为风雨至交,或为诗画之友,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风格相近、趣味相似的画派,人杰与地灵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寻遍八怪诗文,很难见到一个“怪”字,他们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竟以“怪”名。八怪之形成画派,只有默契,没有“文契”。如果要在八怪中推选一位“会长”,笔者以为非板桥莫属。论年龄,郑不及复堂;论书画造诣,郑又不及金农;然而复堂声色荒淫,冬心眼空无物,论在广大士民中的影响,诸人又不如板桥。所以,板桥的故事要多写几章。八怪倘若要推一位“名誉会长”,笔者以为非石涛和尚莫属。南来的奇僧开扬州画派之先河,八怪诸人有诗文为证。所以,故事要从石涛南来说起。

这本书的绪言、序章和一至五章由我撰写,六至十一章及附录和后记由朱福鱓先生撰写,大事年表则共同编成。卷首概括地写了一点关于八怪的理解,算是开锣戏。有开锣必有压轴,最后的话将由福烓先生向读者请君交代。

是为绪言。

丁家桐             

一九九一年岁末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扬州八怪传 作者:丁家桐、朱福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