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网主页
主页 儒家 道家 佛经 法家
百家 兵法 中医 正史 历史
易经 南怀瑾 小雅 自助建站 书城

《李鸿章》第01章


何桂清由于在江苏学政任内,喜欢谈兵,屡次上奏,论列军务,为文宗所欣赏,因此,在咸丰四年四月,调补仓场侍郎,到秋天灌米海运毕事,继黄宗汉而为浙江巡抚。此中当然有“巧妙”,大致内有他的同年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援引,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黄宗汉的支持,但穿针引线王有龄功不可没,当然也有朱大器的谋划在内。

何桂清抚浙,王有龄自然更得意,咸丰五年调补首府杭州府知府,不久又兼署督粮道。同一年,赏戴花翎,并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这称为“内记名”,越过吏部这一关,是补缺最优先的“班次”。

咸丰六年,王有龄又奉委兼署盐运使,护理按察使,集粮政、盐务、司法于一身,为浙江第一能员,也是浙江第一红员。因此遭人之忌,有个通判叫徐徵,告了一状,告何桂清奖荐不公,奉旨明白回奏。何桂清“年少气盛”,覆奏的语气,不免亢激,因而下诏责,何桂清便只好称病辞官,已经打点行李回乡了,而忽有意外的转变,奉旨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

据说转变的经过是如此,两江总督怡良,因病免职,文宗召见军机,商量继任人选,他说:“两江总督一缺,以筹饷为命。派谁去好?”

“以何桂清为宜。”彭蕴章毫不迟疑地答奏:“何桂清在浙抚任内,筹给防守徽州兵勇数万人的饷,应付裕如。”

徽州原属两江该管,与浙江无干,但地势上却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徽州的防务划归浙江。这是加重了浙江的负担,而何桂清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文宗最恨封疆大吏,自划界限,不但各人自扫门前雪,如秦人之视越,甚至将雪扫到他人门前,推出了事,所以此时想到何桂清的好处,也是毫不犹疑地接纳了彭蕴章的建议。

这一来,王有龄的行踪也改变了。当何桂清辞官之前,先替王有龄作了安排,利用“内记名”的方便,外放为云南粮储道——何桂清回云南,王有龄改官云南,依然可以朝夕过从。

这虽是出于感情深厚的安排,却到底是不得已之举,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王有龄当然要留在江南做官。于是拜托新任浙江巡抚曾国藩的同年晏瑞书出面上摺说,浙江办理防剿,与安徽接壤的宁国府正在吃紧之际,请求派王有龄帮办浙江军务,等到各路军情稍松,再行驰赴新任。这有个名堂,叫做“奏留”,凡遇到军务、河工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都可以“奏留”得力人员,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

王有龄留在浙江,是为了改官两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宁国府克复后,由何桂清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出奏,说王有龄在浙江筹饷如何精敏,现在江苏的税捐,非他来清查整顿不可。这也有个名堂,叫做“奏调”,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外官道员以下,京官司员以下,都可以奏调。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继任江督,本就是为了筹饷,所以奏调王有龄的摺子,自是“准如所请”。

王有龄到了两江,先在上海整顿海关,关务把持在书办手里,黑幕重重,经过王有龄的清查整顿,公库增收了两百多万银子。由于这一劳绩,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苏按察使,不久又署理布政使,就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财政与人事。

江苏的地方官最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藩司亦有两员,称为江宁布政使与江苏布政使,前者管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两直隶州,后者管东南膏腴之地的苏、松、常、镇、太五府州。照系统上说,江苏藩司的直属长官是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隔了一层,是管不到的,而此时的情形不同。

其时因为江宁失守,两江总督驻常州,常州既为江苏藩司所管,所以王有龄便事事请命于何桂清,赵德辙根本不在他眼中,每次“上院”,仰面朝天,滔滔不绝地讲他办了些什么事,办得对不对,巡抚是不是同意?他都不问。赵德辙受不了这股气,又拿他没奈何,只好告病辞官。

接赵德辙遗缺的是徐有壬,由湖南藩司升任,未到江苏以前,就听说王有龄跋扈专横,决心要杀杀他的威风。

第一天到任,会过学政,便是接见藩司,王有龄习性不改,上院带两个极漂亮的小跟班,每人手里一支云白铜的水烟袋,站在他左右,轮流替他装烟。

“慢慢!”徐有壬挥手阻止小跟班送烟,“老兄官做到藩司,还不晓得官场的通例吗?”

王有龄愕然,只好请问:“请大人指点。”

“向例:藩司谒见巡抚,只许吸旱烟,不许吸水烟。老兄虽然才略无双,不过做此官,行此礼,定例不可违背。”接着用很威严的声音对那两个小跟班说;“你们下去!”

王有龄的气焰一挫,对徐有壬的礼貌不同了,但办到公事,因为有何桂清撑腰,擅专如故。

其时金陵被围,已经一年有余,存粮将绝,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国内部,大闹夺权的内讧,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冲突以后,石达开独树一帜,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只能托命于两个人,一个是陈玉成,一个是被公认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为了号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议,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金印,便宜行事”。但陈玉成作战慓悍绝伦,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国各路将帅,不遵他的调遣。

同时,由于清军利用降将,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时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刚到任的时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会诸将于安徽枞阳,此会有一极重要的战略宣布,李秀成说:“官军精锐,聚集金陵,而饷源在苏州与杭州。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构筑完成,‘江南大营’的张国梁又是有名的勇将,所以要解金陵之围,不论内外如何硬攻,都难得手。我现在决定,以轻兵间道,奇袭杭州,杭州告急,苏州亦必震动,官军怕我们绝他的饷源、粮道,一定分兵相救,然后我们诸路合围,直捣江南大营,大营一破,不但金陵围解,苏杭亦皆为我所有。”

战略虽已决定,却一时难以实现,因为金陵外围,官军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紧,使得李秀成无法脱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张国梁率领水陆诸军,攻克浦口九洑洲,约期攻上关、下关,以为金陵指日可破。而何桂清则以九洑洲之战,筹饷有功,加官衔“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齐名,并称长江上下游、胡何两宫保——此为何桂清一生事业顶点,过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当官军将帅士兵,无不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当儿,李秀成亲领精骑一千余人,由皖南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后路,解围以后,疾趋广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营大溃,总兵李定泰逃之夭夭。于是李秀成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贤率领,攻击湖州;一路由他亲自指挥,自安吉、武康进犯杭州。

这一支奇兵,震动了两江,也震动了朝廷。朝旨命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负江南大营全责的和春,兼督浙江军务,分兵赴援。

江南大营的战将分两个系统,向荣的旧部,多为他的同乡四川人;同样地,张国梁的部下,多为他的同乡广东人。当时大家希望张国梁能亲自出马,赴援浙江,但围攻金陵,正当功在垂成之际,不仅阵前易将,为兵家大忌,而张国梁亦不愿将可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因而只有派蜀将援浙,此人叫张玉良,重庆人,其时的官职是肃州镇总兵,受命统率援浙诸军。

由张玉良担任浙江方面的主将,是何桂清与和春会商后所作的决定,同时何桂清又在奏报援浙经过,顺手放了浙江巡抚罗遵殿一枝冷箭,说他“主守不主战,守近不守远”。所谓“守近不守远”,是指罗遵殿将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亏得有赵景贤的团练,不然危乎殆哉!当然“守近不守远”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实,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却是别有用心,目的在为王有龄开路。

张玉良援浙,路过苏州,王有龄留他住了两天,为他讲解杭州附近的形势,而就在这“面授机宜”之际,李秀成的军队,已经直薄杭州,罗遵殿和驻防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昼夜防守,相持了10天,李秀成在清波门掘了一条地道,用火药轰开二十余丈,蜂涌而进。瑞昌退保子城——或称满城,在湖边上,是驻防旗人的营区,苦苦守了6天,张玉良的八千援军到了。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援浙,好减轻金陵被围的压力,一看张玉良的兵到,立即展开撤退的计划,先设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帜,表示他亦有援军新到。张玉良见此情形,未免胆怯,将八千援军,安顿在距杭州40里的塘楼,同时派人混入杭州,与瑞昌取得联络,预备内外夹击。

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条奇计,找了许多瞎子来当更夫,一面偃旗息鼓,全师而退,走天目山,经孝丰,一日一夜行军300里,回到广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点,照打不误。李秀成走了3天,瑞昌才发现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张玉良率亲兵600人,直捣空城,一路往广德追了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将从杭州藩库、盐库、关库中得来的数十万两银子,沿路散布,张玉良的兵捡银子要紧,顾不得追敌,李秀成得以安然脱身。

杭州城破之日,罗遵殿仰药殉节,等到“克复”,则是瑞昌和张玉良的“奇功”,御赐黄马褂,封骑都尉的世职,张玉良还升了官,擢为广西提督。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说张玉良援浙、受王有龄的密计,所以收功如是之速。于是王有龄顺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抚,而罗遵殿则有人弹劾他不能御贼,以致追夺恤典。

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50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甕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其时何桂清与和春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后路苏、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春所识拔,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督,与满洲名将乌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务,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御用伤药,并且亲笔硃谕:“勇猛中宜加慎重”。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当向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围,进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赛尚阿、琦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下大爷”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钦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45天发一个月饷。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当一个月。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50万两银子,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加,又因为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两银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饷?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粮台的饷银未到。其实,王浚手里存着30万的公款。

***

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贤于闰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其时张玉良一军,已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空虚的。

在静止了4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败张国梁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李会师。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对江南大营,形成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及援浙的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来的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其次是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兵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马德昭,又不许。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另起局面。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由专差逐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秋功罪所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藩时,悔之已晚。

***

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营则流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当然,张国梁一军,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所以此际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退,搏战七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牵动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张国梁的部队,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一旦!”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超以外,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非革职严办不可。因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此时卸甲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务,由他与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结营20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败,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

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再购置轮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开始行动,由李秀成统率全军,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随同李秀成,攻取苏州。

二、皖南调来的部队回防。

三、英王陈玉成再攻扬州,目的牵制江北清军,不能南援苏常。

四、别遣一队赴皖北,支援捻军张洛行。

太平军“东征”的先锋,是陈玉成的部将刘玱琳,陈玉成因为要渡江攻扬州,所以亦在东征军中。刘玱琳受计,不攻正面镇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坛之北、丹阳之南,相距各40里,是镇江与常州往来间道的中心,亦为北面丹阳、南面金坛、东面常州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夺取其地,可以进而截断常州与丹阳的通路,果然,何桂清闻警,派马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镇迎敌,而太平军则化装成清军,直趋西北的吕城——东吴大将吕蒙所筑的城,东距奔牛镇18里,隔绝了常州通丹阳的大道,至此,水陆两途都为太平军所冲断,丹阳孤立无援了。

就在这时候,前军有一批饷银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仅发银2两,而且名之为“借给”,因而包括张国梁所部在内的全军大哗,各营普遍表示:“如果不发饷银,不换翼长王浚,决不接仗。”而和春执迷不悟,无所处置。

到了第二天,两军接战,刘玱琳的部队首先开火,不断一排枪、一排枪地放,清军真个“不接仗”,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马步,在丹阳苏西南的白土镇溃败,熊天喜本人自杀。

这时候李秀成已亲将10万人,抵达丹阳,震于张国梁的威名,不敢造次,步步为营地向丹阳城下逼近。张国梁开丹阳南门迎敌,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立即撤退,而张国梁实力不足,未敢穷追,此时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收容散兵游勇,编组成军,好稳住阵脚。

收集溃散之卒,最要紧的是照料生活,可是这批饥卒疲兵,既无营帐可以容身,亦无铁锅可以造饭,至于其他军需,更不用谈起。部队成了这样子,不但不能拒敌,而且如置火药于热灶之上,是件极危险的事。

闰三月二十九,清军不战自溃,顿兵观望的太平军,向丹阳西门进击,其时一片混乱,但见张国梁率亲兵,往来驰骤,不断冲杀,却无法杀出重围,而太平军改扮清军,乘机混入溃卒中,反向张国梁袭击,以致浑身重伤,力竭时还手杀数敌,跃马入丹阳南门尹公桥下而死。

李秀成占领丹阳,第一件事就是找寻张国梁的尸首,以礼葬在尹公桥塔下。接着,送陈玉成渡江佯攻扬州,而仍派刘玱琳为先锋,直逼常州。

常州本地人,决意自保,溃兵过境时,老百姓在城上抛掷砖石,用意是迫他们不可溃退,但无效果。第二天,和春与许乃钊脱险到常州,连随从只得十二骑,王浚则死在乱军中了。

何桂清见此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吓得心胆俱裂,“力保常州”的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接替王有龄而总管粮台的卸任按察使查文经,迎合意旨,邀集同官,向“大帅”上一通“公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大喜,当即批示“照准”,即日拜折,说钦差大臣和春已到常州,军务仍归督办,他则移驻苏州,以便筹饷接济。

这一下招致了常州百姓大大的惊惧与不满。在先前,何桂清已密遣亲信,将他那“门稿”出身的老太爷与两个姨太太送到通州,却又贴出告示,派兵按户严查,不得迁移,以免影响民心士气。至此,狐狸尾巴完全露了出来,无锡、常州的民姓,一向对利害观念的感觉比较尖锐,所以有“无常一到,性命难逃”的谚语,何桂清玩弄常州人于股掌之上,自然难逃性命;四月初一那天,常州耆绅到总督行辕去“跪香”,留他勿走。

何桂清岂肯留在危城?一面派人敷衍,一面乔装改扮,溜出东门,正待上马时,遇见在城外巡逻的常州府知府平翰。

何桂清当他是来追自己回城,亲自拔出洋枪,威胁平翰,等他一走,何桂清率五百亲兵,绝尘而去,10里外运河边上,已有船在等着,下船直放苏州——他是第二个脱逃的大吏,第一个是查文经,前一天上公禀为何桂清开路,以此“功劳”,得用“护运饷银”为托词,奉总督批准,先期脱出。

何桂清到达苏州,碰了个大钉子,这是后话,先要叙常州的情形。

常州官场,从总督逃之夭夭,变成群龙无首,文武官员尽皆奔散。明、清两朝,地方官的威权特重,总督开府,出巡的派头,连王公都不能比,但有一条决不可移易的原则,就是“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如今何桂清一走,弃地的责任,归他一肩承担,文武官员,乐得避危趋吉,王有龄告诫何桂清“不得离常州一步”,原因在此。

文武官员一逃,诸军皆溃,既烧且抢,无所不为,只有张玉良的部队未散,但军纪亦很坏。张玉良为防守计,下令坚壁清野,他的部下便借烧民房的机会大肆劫掠,丹阳的溃兵,如法炮制,三番抢劫,民无孑遗而常州毕竟未曾守住。

先是官军有一营通敌,迫使张玉良退往无锡高树,但城外的居民无屋可住,退入城内,城内存银74万两,柴米油盐及一切生活必需的杂货,存量相当充足,所以当地绅士中,以康熙名臣赵申乔的六世孙赵振祚为首,倡议举唯一不逃的官员,职居通判的旗人诺穆布为“城主”,自行守城。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自四月初二围攻常州府城,并致书招降,到了初六,张玉良留在城内的一小队,与太平军有了勾结,纵敌以绳梯登城,常州沦陷,太平军屠城,死的人不计其数。

常州城破之日,逃到无锡浒墅关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鸦片自杀。其时何桂清已到苏州,徐有壬闭城不纳,下令凡总督的随后,一个人不许进苏州。同时上疏严劾何桂清弃城丧师,纵兵殃民。何桂清无奈,由苏州到常熟,当地绅士递了一个公禀,说“常熟小邑,不足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召寇”。何桂清表示亲兵缺饷,当地百姓送了1000两银子的饷,200两银子的程仪,何桂清住了3天,以借洋兵为名,逃到上海。

***

太平军既下常州,第4天进攻无锡,张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阵,无奈众寡不敌,太平军别遣一军绕出九龙山之西,由间道攻无锡,只守得一日,即已沦陷。张玉良收集残部,奔向苏州,自请助守,徐有壬不放他进城,指定他屯兵葑门外。

其时东来的溃卒,一批一批地烧抢,城外富庶之区,成了一片瓦砾,苏州人恨极了官兵,竟发现了反动的标语,张玉良见此形势,一无可恋,连夜拔营遁走。

其时苏州城内,已有两名太平军的间谍埋伏着,一个叫李文柄,广东人,原跟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军,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补道,分发苏州,走门路做了带兵官。另一个叫何信义,也是广东人,候补知府,带过抚标中军。这两个人等李秀成的军队一到,开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带兵在巡逻,于是短兵相接,展开巷战,徐有壬不屈被害。李秀成只派了270多人进城,就占领了苏州。

太平军的东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此一役也,清军降的有五六万,所获金银财宝、大炮洋枪无计其数,到了四月下旬,继续东进,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相继易主,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太平军掌握,于是决定第二阶段的计划,进攻上海。

在上海的两江大员有总督何桂清及由藩司坐升的江苏巡抚薛焕。何桂清这时已上了奏折,说“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支持。”文宗接奏震怒,亲笔批示:“平时侈谈彼短,一旦决裂,不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

所谓“侈谈彼短”者,指他在江苏学政任内,一再上书论兵,对他的同年江苏巡抚许乃钊,多所指责而言。许乃钊虽不知兵,但先练“抚勇”攻小刀会刘丽川,次则在和春大营,身临前线,进退与共,而何桂清拥兵自卫,置精锐于无用之地,以致江南大营因势孤而陷,已不可恕,及至太平军自东而至,丹阳未失,镇江屹然,常州则兵粮俱足,民气可用,居然望影先逃,并且在老绅跪香攀辕时,命亲兵以洋枪轰击,杀无辜19人之多,真所谓丧心病狂,衡诸国法、天理、人情,都非杀不可。

然而京内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杀”,京朝大老,却颇有人为何桂清缓颊。先是当江南大营一破,文宗忧虑苏常不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还说:“何桂清驻常州,筹划精详,又有张国梁、张玉良一批骁将,文武协力,战守有余,苏常必保无虞。”不数日败讯到京,文宗痛责彭蕴章无知人之明,因而解除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何桂清被革职查办,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当时湘军还未入江苏地界,江苏的最高地方长官是薛焕,他是何桂清所提拔的人,自然向着何桂清,其次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要救何桂清,所以多方庇护,一再联衔上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文宗不许。于是又说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伏罪,文宗又不许。以后英法联军内犯,文宗出奔,接着发生辛酉政变,肃顺被诛,恭亲王掌国,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这一连串的大事,拿问何桂清一案,便拖了下来,容他在上海苟且偷生了两年。

同治元年四月,朝中大局已定,于是何桂清不能不就逮,解到京城下刑部大狱,主审的秋审处四总办中,有一个是直隶司的郎中,名叫余倬光,正好是常州人,冤家遇着对头,何桂清就没有活路了。依照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应得的罪是“斩监候”,但秋后处斩,须先经御笔“勾决”,这就有了一丝生机,到时候可以设法为他乞恩缓决。所以余光倬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击杀执香跪留父老19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因而拟了“斩立决”,余光倬必杀何桂清,虽有私憾,但论法则亦实无活理。当时的刑部尚书是云南昆明人赵光,他是嘉庆二十五年的进士,这一榜是名榜,出了个连中三元的广西人陈继昌,榜眼叫许乃普,就是许乃钊的胞兄,以此渊源,赵光对何桂清如何制和春、张国梁的肘,如何失陷苏常、如何纵兵殃民,十分清楚,所以传说在何案定谳覆奏的折子中,赵光有这样的警句:“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生灵?”赵光为人庸愚,但这句话却是义正辞严的公论。

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刑部定拟的罪名,不肯轻作裁决,降旨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科詹科道会议,这就是明朝的“廷议”,是件很郑重的事。会议结果,如刑部所议,而慈禧太后还不忍轻杀大臣,另有一道懿旨。

懿旨上这样说:“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这意味着,“上头”预备网开一线,所以跟何桂清有交情的、受了运动的,或者间接有关系可能受株连的,本以为何桂清罪无可逭,救亦无用,而在廷议中默无一言者,此时纷纷上疏论救,总计有17人之多。

一马当先的是大学士管部的祁隽藻,他的行辈甚高,在当时已列入耆宿之列,山西寿阳人,所以多称他为“寿阳相国”。此人还存着清初贰臣的观念,当曾国藩办团练,出师有功时,他居然以为汉人一呼而集万千众,非朝廷之福。此时上疏救何桂清,首先就引用嘉庆的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认为余光倬所拟,不合祖制。此外如工部尚书万青藜、御史高延祜,都是声名不佳的人物,而薛焕感恩知遇,又以重金替何桂清在京里走门路,所以初夏被逮,到深秋还拖在那里。

慈禧太后为了笼络大臣,倒不一定想杀何桂清,但正人君子饶不过他。首先是最早参劾何桂清的御史卞宝第,抗章驳祁隽藻。原疏抬出仁宗睿皇帝的圣谕,这顶帽子太大,本难指驳,而卞宝第驳得十分痛快,他说仁宗上谕,只就承平时期寻常罪名而言。轻轻一语,就把他那顶大帽子卸掉,然后又说:道光年间浙江提督余步云失定海,咸丰年间湖北巡抚青拕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时祁隽藻当军机大臣,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话,“何独于何桂清护惜若此?”这个奏折一发抄,时论大快。

不过,何桂清生死之机,最后决于一个人,就是曾国藩。

当时京卿中有个李棠阶,河南人,跟倭仁、曾国藩都是当年做京官时讲理学的朋友,慈安太后听文宗生前提到过这个人,所以特旨内召,任用为太常寺正卿,当浮议嚣张时,李棠阶上一个密折,说是:“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这是撇开刑律及何桂清个人的祸福,以大局军务为着眼点,东南军事在着着进展之时,自然不能做出打击士气的事情来,所以,连慈禧太后看了这个奏折以后,态度也迅速地转变了。

何桂清这一案的关键,本在他为何由常州脱逃?如果这一点能有所辩解,则可以不死,所以刑部审问时,他提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事过境迁,当时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是非无从判断,同时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以为卸责的余地,亦无从查究,因而朝廷特意降旨,命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具奏。

曾国藩身在两江,疮痍遍地,目击心伤,而且他带着兵负破敌的全责,亦不能不为士气着想,因此,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覆奏措词,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

曾国藩的覆奏是这样说:“督抚权尊,由来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风旨,不敢违拒,若此类者,无庸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

这几句话精警绝伦,无人可驳。而在曾国藩覆奏未到以前,救何桂清的祁隽藻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搞出一丝生机,至此又复断送。

祁隽藻他们所想的办法,就是将何桂清的罪名,弄成斩监候。为达成此一目的,分两方面迂回进行,一方面在廷议中格于公论,仍照刑部所拟“从重拟以斩立决”;一方面由祁隽藻领衔上奏,说“遍察刑律如临阵而退、弃城先逃等条,罪至斩监候而止”。加重罪名至斩决,“是为拟加非律”,也就是说超乎律法以外,非臣下所得擅请。然后由军机面奏,拟发上谕:此案既叠经廷臣等会同刑部定拟罪名,自应按律科断,即不必于法外施刑,以昭公允,何桂清着仍照本律,定为斩监候,归入“朝审”“情实”,秋后处决。此后为定照定律,详慎用刑之意起见,非为何桂清情有可原,将来可从末减,致蹈轻纵也。

这道上谕,看起来合法、合理,一秉大公,毫无可议,其实是军机上欺两宫太后问政未几,不谙制度,用的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因为这年是同治元年,凡遇改元,太后皇帝整生日等等庆典,照例“停勾”,所谓“归入‘朝审’‘情实’,秋后处决”,根本是空话。

所谓“朝审”,起于明朝英宗复辟以后的天顺三年,将待决之囚,在霜降以后处决以前,作一次最后的审判。对各省的死囚而言,此一程序称为“秋审”,而刑部狱中的死囚,则称为“朝审”,由刑部特选精干的司官人员,组织秋审处,主办其事。朝审或秋审的结果,分为五类: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祀,最后两类多为独子以承宗祧,奉养父母,可以不死,缓决、矜疑则尚待进一步审讯,惟有情实一类,则在勾决之列,须另缮黄册呈览。不过,这年虽然停勾、招审册,仍应照呈,何桂清的罪名,已指明为“情实”,却由于打通了秋审处的关节,而余光倬势孤不能力争,所以未将上谕中“非为何桂清情有可原,将来可从末减,致蹈轻纵”的“紧要之语”叙入,企图蒙混过关,不想又遇到了一个硬铮铮的对头。

这个对头就是李棠阶。军机大臣中除了恭亲王以外,本以恭亲王的老丈人桂良为首,桂良在咸丰八年与英法公使在上海议和时,深得何桂清的助力,所以何桂清被逮到京,他亦很出力相救。哪知这年夏天一病而亡,军机大臣空出来一个缺,秋天补了李棠阶,此时便根据曾国藩的覆奏力争,因而降旨切责刑部,严加申饬。

于是刑部补具手续,特降谕旨: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犯,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酌中定议,将该犯比照带兵大员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新监候,秋后处决,已属法外之仁。

今已秋后届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缓,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显戮,何以肃刑章而示炯戒?何桂清著即行处决!

于是何桂清被绑赴菜市口,一刀斩讫。而余光倬则跟何桂清的私党结了怨,而本来已考上了御史,而且“京察”一等,照例立即可以升补,为人借故弹劾,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一律撤销,竟致闲废。

***

现在再回头来谈王有龄。

他是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到杭州的,一到先办善后,李秀成初次攻占杭州,虽只逗留了七天功夫,但杭州府属的百姓,死了二十几万。城是空城,大小衙门统通烧光,无钱无粮,而要抚辑流亡,确是大不易之事,好在他跟浙江的关系特深,又有朱大器帮忙,勉强修葺城墙,制造器械,将张国梁所部以及他自己从江苏带来的亲兵,总共三千人不到,分驻各处,算是防务粗定。

但不过一个月的功夫,江苏的局势急剧恶化,太平军势如破竹地一路打过来,占领松江,并已迫近浙江边境,果然,四月二十四日嘉兴失守。此时如果长驱南下,杭州可能早已不守,但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是要巩固“天京”外围,如果进攻杭州,则一线深入,自蹈危地,为兵家所忌。

太平军当时的第一目标是上海,如能攻占上海,则不但海关的洋税,大堪润泽,而且有了通外洋的海口,购旧船二十艘,水陆并进攻湖北的计划可以实现,同时军械粮食,亦可犹得源源接济。因此,嘉兴的一支兵,为攻上海的后备,自然不肯用于无用之地的杭州。

但是,东北面的压力虽不重,西北面却又吃紧,广德失守,总兵米兴朝退至孝丰。接着,陈玉成佯攻扬州,牵制官军的任务,由于李秀成席卷吴中而完成,回金陵休养数日,于六月初五日由宜兴入浙江,连占长兴、于潜、临安,13天攻到余杭,离杭州只有几十里的路了。

其时浙江的兵力,以不受徐有壬欢迎的张玉良一军为主,正在嘉兴一带防守,浙江除了湖州附近以外,就数嘉兴到杭州这一段最富庶,为保饷源,这一路不能不着力防守,所以张玉良一军不能撤回相救。此外,福建的援兵未到,江西有援兵三千人,却远在玉山,只有守门的三千余人,可以调遣,带兵官叫刘季三,是个总兵,受命拦截,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遭遇,王有龄亦带队上城墙助战,刘季三总算打得不错,身先士卒,亲以洋枪毙敌。太平军暂时退走,但大队有十几万人之多,而官军总数只得一万三千,就在这众寡悬殊,形势危殆之际,陈玉成忽然得了重病,不能指挥。

于是陈玉成全军撤退,余杭、临安、于潜、富阳、新城等地,相继克复,杭州暂时转危为安。但是,军饷却成了大问题。

浙江全省军饷,每月需四十几万。当时筹饷的方法,各地大同小异,大同者,取之于商民的厘捐,小异者,税源因地因时而有差别。浙江的厘捐,以丝茶为大宗,皖南一途,兵连祸结,茶商裹足,此外行销江西徽州的所谓“饷盐”,亦由于烽烟处处,道路艰难而无法运销,厘捐收入,大不如前。

除本省自筹以外,又有所谓“协饷”,靠比较平靖而富庶的省分协助,浙江每月的协饷是:江西6万、湖南3万、四川5万。此时都自顾不暇,根本不解,只偶尔福建有所接济。

这样通扯计算,每月要差半数,王有龄虽以善于筹饷著名,但差额过大,亦有难于弥补之苦。

幸好,李秀成对上海发动的攻势,受到了有力的打击,所以整个东南大局,犹有可为。

***

江苏膏腴之地,其时只剩下冯子材一军苦守镇江,以及上海与浦东三县而已。但上海由于租界的关系,造成了畸形的繁荣,所以关税百金,数倍于往昔。在何桂清未失苏常以前,上海的官商就有自保的计划,官则苏松太道吴煦作主,商则四明公所的董事杨坊为首。同时,英法领事为了维护其在上海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商业利益,亦支持吴煦与杨坊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招募洋人编练洋枪队。有个美国纽约人,叫做弗立克·华尔,军校出身,在国内犯了法,亡命到上海,本来是想投效太平军的,为人所劝而中止。结果为吴煦所物色——一说华尔为美国领事署所逮捕,预备押解回国,归案审判,经吴煦代为向美国领事说项,得获解放,华尔受惠感恩,是自愿投效的。

华尔所编组的洋枪队,以菲律宾人为主,总数只一百,另外招募了几百中国人,一半改穿西服,冒充外国人,一半仍着常服,跟在队伍后面,聊壮声势。就凭这一支怪队伍,经过一个半月的训练,居然大败太平军于松江。

主要的原因,中国人当时虽已会用洋枪,但由洋枪而来的“兵法”,却茫然无知。当华尔率队出发之前,他就下了严厉的命令:“有进无止,止者斩!”等到两军相接,李秀成的所属陆顺德的部卒,枪炮齐发,火网甚密,华尔只是下令“卧倒”,太平军的枪炮完全虚发。等打过一阵,华尔下令还击,120人的排面,打了一排枪,第二批接着来,然后第一批趁此空隙装子弹,接着第二批再打。一共只打了3排枪,太平军就死了几百人,败退入城,华尔领先冲锋,跟着到了城里,展开巷战,太平军四散溃逃,松江城就这样轻易地克复了。

当华尔出发以前,吴煦曾经禀明已升为江苏巡抚的薛焕,只要攻入松江,太平军的一切,以及官府库藏,都归洋枪队所有。因此,太平军一退,华尔首先就清查战利品,谁知打开府库一看,空空如也,太平军早已席卷而去。华尔跟吴煦提出交涉,结果另外送了他五千银子,作为补偿。

于是华尔以松江为根据地,扩充洋枪队,六月间曾一度进攻青浦,未曾得手,上海得此犄角之势,总算稳住了。

***

在浙江的战事,始终紧张。张玉良攻嘉兴狠打了几场胜仗,七月下旬,李秀成亲自领军对敌,血战五昼夜,相持不下。于是李秀成出奇兵自间道攻石门,此地为张玉良的粮台所在,一把火烧了军粮,前线士气,大受影响。张玉良负伤败退,太平军跟踪而下,从海宁分兵两路,一路向石门,有进犯湖州的模样,一路直扑杭州。王有龄与将军瑞昌、提督饶廷选,分守西北两城,同时因为各地都有官兵通敌的事情发生,所以王有龄下令,将散兵游勇,尽皆驱逐出城,杭州城内的治安,相当良好,但粮饷不足的困难,却愈来愈甚。

不久,进犯杭州的两路太平军,不战自退,这是因为李秀成攻上海不利,收兵回苏州,预备重新整顿补充,检讨局势,另作部署的缘故。

可是皖南一路,依然吃紧。由广德过来的大股太平军,目标是在湖州。湖州的防务,完全得力于赵景贤,当时各地纷纷举办团练,自保地方,而功效卓著,则首推湖州。此亦不能不归功于王有龄当湖州知府时,慧眼识英雄,能够支持赵景贤。

湖州是水乡,太湖在北,苕溪在西,汊港纷歧,一苇可航,所以在防务上,到处都是漏洞。赵景贤跟王有龄商量,添筑外城一道,紧靠龙溪大河,城墙上下,多筑炮眼,外城左右亦安设炮位,只要敌人一过河,火力压制,便无立足余地。

当时攻城最通行的战术是挖地道,填火药,轰坍墙,一拥而进。湖州由是利用地形,添筑这道外城,大为得力,始终不虞敌人挖掘地道,此为湖州得以久守的一个主要原因。

到了十月初旬,严州一路失利,新城、临安相继不守,富阳随即失守,前敌两员主将,总兵刘芳贵,副将刘季三、双双阵亡。这一下,不但省城吃紧,而且由富阳渡江,可以威胁宁绍,浙东在此时是全省主要的粮源,不能不保,因而王有龄作了一次奇袭。

他在富阳失守的第2天,抽拨马队500人,步兵1000人,下令已在傍晚,限定二更拔队,五更到达富阳,调集最精良的火器,由东南两面集中攻击,大声呐喊,声势甚壮,太平军不知有多少人马,望西北两门败退,王有龄亲自领兵拦截,斩获甚多。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钟,收复富阳。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

在此由七月到十月的100天中,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极大的变化,英法联军,终于内犯,七月初七攻占天津,接着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文宗仓皇出奔,逃到热河行宫避难,九月十一日,恭亲王签订了北京条约十条,成就所谓“抚局”。这自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对平定太平天国,却大有帮助。

在清朝与太平军之间,英国最初严守中立,其后由于两广总督叶名琛的颟顸,换约问题,引起轩然大波,英国改变策略,有意利用太平军来威胁清朝,与江宁方面的接触,不绝如缕,清朝是希望洋将“助顺”,则出入之际,关系太大。

这只是恭亲王与英法议和时,不能不委曲求全的苦衷。及至北京条约成立,尘埃落地,英国因为有条约的关系,不论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好、遵守国际公法、尽其应尽的义务也好,都不能不支持清朝。且不说以后李鸿章的“用沪平吴”,得力于此“正常化”的中英关系,即就当时而论,上海的局面便立刻发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李秀成是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并不以攻城略地,耀武扬威满足,而是要取得膏腴之地来支持他“北征”的计划,因此攻取苏州时,仅派270人入城,一面严申军纪,一面极力安平,务求促使地方士气。上海在短短三数年间,一跃而为东南的精华,当然更不肯轻加兵火,所以他以运动会党及官军起义与联络洋人,双管齐下,打算和平接收上海,此中的关键,当然系于英法公使的态度,李秀成早于五月间递送了一件“照会”,申明占领上海、松江的必要,自以为已取得谅解及默契,而其实不然。

在北京条约没有签订以前,英法公使虽循薛焕之请,以武力保护租界,并派兵协守上海县城,但对外仍表中立,这就等于间接答覆李秀成,太平军攻上海,英法将出以“默成”的态度。等到北京条约一成立,英国人公使布鲁斯对太平军的表面如旧,暗底下却已准备“助顺”。这一转变,李秀成自然不知道,同时当时中国人对国际事务的缺乏了解,他亦看不出北京条约对他会发生这样迅速而严重的影响,因此在上海吃了个大亏。

李秀成只带了3000人到上海,先在南市九亩地与清军遭遇,打了个胜仗,便分西南两面推进,以为预先有接洽的会党和官军会开城迎接,而助守的洋人,一定袖手旁观。哪知一到城下,城上的一千二百英法联军,随即开火,太平军死了好几百。其时风雨大作,李秀成以为视界不明,引起了误会,不愿还击——事实上在英法联军强烈的火力,且是居高临下的优势压制之下,亦无法还击,急急下令退兵。

其实,误会的是李秀成,他的整个和平接收上海的计划,已经完全破灭,除了洋人态度的转变以外,所联络起义的会党及官军,亦为薛焕事先防范无法动手。

这些情形,李秀成不知道,第二天又迫近城下,由南门转往西门,英法联军,水陆并攻,开炮轰击,以致李秀成亦受了轻伤。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外援内应,皆不可恃,只能撤退。临走时留下一封长信,痛责英法公使,无非出气而已。

上海一撤退,浙江方面的压力便重了。嘉兴、石门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秀成先回苏州部署防务,然后到“天京”参加军事会议,与洪秀全族中的兄弟“干王”洪仁?,商定了五路进兵援安庆的策略。

安庆是当时整个战局的焦点。湘军攻下安庆,便可再度进围江宁;而在太平军,则安庆围解,不独对“天京”的直接威胁,可以消除,而且进窥两湖,打通长江,东南与西南联成一气,这局面自然非局处东南一隅所可同日而语。

当曾国藩受命总督两江时,原有东援的任务,但他迟迟不进。这因为曾国藩的用兵,有他与众不同的一套——清朝的皇帝以明为鉴,而有见识的大臣,亦无不如此,曾国藩熟读明史,练兵学戚继光,用兵则学杨嗣昌,以静制动,稳扎稳打,他的整个战略,乃是以高屋建瓴之势,从长江上游,打到长江下游。自东晋开发江东,长江代替了黄河的地位以来,欲保长江下游的金陵,必守住长江上游的武昌,武昌、九江既为湘军所掌握,那么,下一步就必攻安庆,舍此而东援,则气势不贯,且可能腹背受敌,所以尽管上海、杭州吃紧,薛焕、王有龄乞援的公文,雪片飞来,曾国藩始终不肯撤安庆这围。围安庆的是他的幼弟,“老九”曾国荃。

当然,要稳住长江上游,克复安庆,必先控制整个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国荃围安庆,派多隆阿攻桐城,并请胡林翼经营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统鲍超的霆军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队总计一万人,移镇祁门,接替江西巡抚张萧,主持皖南军务。

其时江浙两会的官军,奔走不暇,为李秀成摆布得团团转,薛焕、王有龄则都寄望于曾国藩,而主张不同。王有龄巴望援军,薛焕则希望曾军能直捣“天京”,则太平军“回顾根本”,压力便可减轻。这些意见不但诉之于曾国藩,亦上达于朝廷,那时文宗在热河,恭亲王留守在京,肃顺与恭亲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办法,只是将薛焕、王有龄的原奏,照样转给曾国藩而已。

曾国藩当时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责张芾,奏折中说:“徽宁两处防军,历年取用浙饷,约计千万,浙中恃为长城。

本省别无防守之师,一旦藩篱尽撤,任贼长驱,杭人惨遭浩劫,张萧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辽阔,处处与江浙毗连,一片逆氛,几无完土,惟系臣兼辖地方,自应力筹兼顾。断不能更顾浙江。”另外有一道奏折,则更说得老实:“臣由皖南进兵,以急援宁国,急攻广德为要,力不能兼顾,则以专救宁国为要。”

又说:“徽宁等属,一片贼氛,皖南不安,臣军且有岌岌不保之势,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规复苏常?目下兵力未齐,上不能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不能慰苏人云霓之望,寸心负疚。

惶悚无地。”话说到这样子,江苏、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过,曾国藩亦不是全置江浙于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缓不济急——曾国藩的打算是让左宗棠独当一面,另练一军,专负援浙江之任。其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奏请以左宗棠随同入川,曾国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虚,人心惊恐”的理由,请留骆秉章于湖南,命左宗棠兼程赴皖,“合两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苏。”朝旨虽准如所请,但左宗棠领兵五千,要由江西一路打过来,不是三两个月可以办到的事,所以“救浙以攻苏”这句话,亦如画饼。

***

在曾国藩立脚未定之时,太平军已经展开了5路进兵安庆的计划,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由李秀成从“天京”出发,经皖南,西入赣鄂,进攻南岸,直取武昌。

第二路、由陈玉成自皖北西引入鄂,进攻北岸,直取汉口、汉阳。此两路为大箝形攻势。期以下一年春天会师武汉,夺取三镇,则下游安庆之围必解。

第三路、由杨辅清会同黄文金、李远继一军沿南岸趋赣北。

第四路、由李世贤经徽州进入赣东。此两路可以牵制南岸湘军。

第五路、由刘官方、赖文鸿、古隆贤,继续围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牵制其麾下各军,当然最好乘机消灭。同时,李秀成又行文安庆守将张朝爵、叶芸来等竭力死守。等各路进兵成功,则安庆不救而自救。湘军如不撤退,回救湖北及祁门大营,将被一网打尽。综计五路军队,多的十余万,少亦八九万。全部动员,总在五十万人以上,超过湘军十倍,所以曾国藩的处境,实在也很困难,不能说他坐视江浙危殆而不救。

其中攻祁门大黄的主将是李世贤,由浙西统兵四万余人,助攻宁国,曾国藩所部张运兰一军,受阻于旌德,于是宁国府以援绝而失守,戴罪图功的提督周天受殉职,其时距曾国藩立大营于祁门,不过10天的功夫。

接着徽州也失守了。这是曾国藩一生师友交游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大憾事。但平情而论,曾国藩亦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徽州失守的责任,全属李元度。当时李元度是回湖南平江募勇,自成一军,在宁国府失陷之前,到达祁门。李元度原任浙江温处道,曾国藩特请调补为皖南道,预备让他主持皖南的军务,所以等他带着平江的人马一到,随即派他接办徽州的防务。此时立足未稳,曾国藩一再告诫,惟当坚守,但李元度急于见功,不遵调度,出城接仗,屡战屡败,李世贤由绩溪猛扑,平江新募之勇,抵挡不住,竟致徽州失守。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下落不明,曾国藩驰奏以后,并奉到文宗的温谕:“李元度谋勇兼优,战功屡著,此次挫败,深为可惜。人才难得,着该大臣迅速查明下落具奏。”结果不待查明,李元度自己出现在祁门大营。

曾国藩对他异常失望。这不仅因为丧师失地,还夹有感情上的复杂因素——李元度本是举人,当曾国藩办团练时,他在贵州当学官,平生喜欢谈兵说剑,此时便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函,畅论戎机。曾国藩得信大为欣赏,招入幕府。咸丰五年,曾军奉旨移军江西,命李元度回湖南平江原籍,招募了三千人屯湖口,第二年移兵抚州,后来又移到张天师的老家贵溪,协助沈葆桢防守广信府,而三千子弟兵,却只剩下七百了。

咸丰七年,太平军两万攻玉山,而李元度便以七百人迎敌,烧断了浮桥,敌人无法渡河,由上游浅处涉水而过,包围玉山。

李元度回城拒守,被敌军连续不断地攻了两昼夜,他在城头亲自督战,左颊还中了子弹,负伤不退。而敌军忽然罢攻,仔细查察,发现地面下有杂声,知道又在挖地道了。于是,相准了地方,先挖一条壕沟等着。地道挖通,太平军恰好自投罗网,亟亟退去,而李元度已按下伏兵,以寡击众,打了极漂亮的一仗,广信府转危为安,也就因为这场战功,得由知府以道员记名,并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满州话“勇士”之义,此后又以应援浙之功,放了实缺,是浙江温处道,但浙江的官却一直未到浙江效力,为此,浙江前后两任巡抚罗遵殿、王有龄对曾国藩颇有怨言。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期望甚殷,而且有意助他成大功、立大业,首先奏调他为皖南道,皖南道本名徽宁池太广道,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就当过这个官,是有名的一个道缺,照例加按察使衔。

其次当曾国藩出奏之时,曾有一封长信给李元度,所作规划,可见爱重之意。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是以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在感情上,对李元度也有偏爱:阁下不赴浙履任,浙人避免怨阁下而兼及不佞。然仆以贵部守宁国之名城,而以左、张、鲍三军左右夹辅,则仆之为阁下谋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当时正提新军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国藩预备让他当广德一路;张是张运兰,在广德与宁国之间游击接应;鲍则是鲍超,将由石埭攻池洲,所谓“左、张、鲍”三路“夹辅”者如此;曾国藩是以所部精锐,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设法助曾国荃成大功一样,等于拿元度当同胞手足一样。

照曾国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托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顿江北大营,既以援安庆,亦以复苏常。那时候祁门大营,自然由李元度主持,虽不能当钦差大臣,至少会有个“帮办军务”名义,然后补实为监司,署理巡抚,顺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员,当方面之任。

就为了这样一份苦心殷望,变成爱之深则恨之切,大营立脚未定,连失名城,实际上的偾事,亦使曾国藩有创巨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节,则地虽失而士气不失,对朝廷亦好交代。像现在这样空身逃了回来,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将士?因此,曾国藩大伤脑筋,当然也不会有好嘴脸给李元度看。

于是军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额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这些讥讪,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一下,曾国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来讲,李元度此刻是“听勘”的待罪之身,何能来去自如?因而请幕友具奏严劾。

这个幕友也是他的门生,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先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后来在安徽巡抚,也是在他的老师福济幕府中,极不得意,辗转投入曾国藩大营,专司章奏公牍。平日谨遵师命,唯独这一件事,却提出了异议。

“李次青跟老师共过患难。似乎不宜出以如此决绝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大营初立,像他这样子不中用,又不听调度,我何能在祁门立足?”

“祁门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谓‘绝地’,本不宜安营。”

李鸿章又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摸着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自己来!”

“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

李鸿章以去就力争,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将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师徒二人言语碰僵了,李鸿章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国藩果然亲自拟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

***

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邻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单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辅纶却由同知报捐了一个道员,分发浙江,到杭州是在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丧师失地之辱,邓辅纶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进言于王有龄,说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龄所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邓辅纶的建议,深中下怀,应允李元度如能办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调,无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机的责任。于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门大营的不辞而别。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职拿问时,他已带兵出平江。其时李秀成由皖南、江西,插入湖北,沿途收罗人马,复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军的后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后,旌旗相望,而实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却诳报克复了江西义宁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据以出奏,这一下革职拿问之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祁门大营,自宁国、徽州接连失陷后,情势危殆,幸亏鲍超、张运兰两军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转为带兵官,如新硎初发,其势极锐,驻军江西景德镇,与皖南为犄角之势。左宗棠当时骄气还不太盛,与曾国藩相处,还能和衷共济。此外则彭玉麟驻湖口,当水路要隘,对于局势的稳定,亦颇有帮助,所以在咸丰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脚步。其时的情势,可由曾国藩致其长子纪泽的一封家书中,看出大概:正月十四日发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日内祁门尚属平安。鲍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获胜后,即追贼至彭泽,官军驻牯牛岭,贼匪踞下隅坂,与之相持,尚未开仗。日内雨雪泥泞,寒霜凛冽,气象殊不适人意,伪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八日围广丰县,初十日围广信县,均经官军竭力坚守,解围以去。现窜铅山之吴坊、陈坊等处,或由金溪以窜抚建,或经由东乡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属刘养素等坚守抚建,而省城亦预筹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镇等。三、四月间,安庆克复,江北可分兵来助南岸,则大局必有转机矣!

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险迭见,余当谨慎图之,泰然处之。

鲍春霆就是鲍超。他的部队即名为“霆”军。其人是中国行伍出身的军人中,最可爱的一个,曾国藩平生驭将,亦以得鲍超为赏心快意的一大乐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许多佳话流传。

皖南及江西的局势倒是稳定好转了,浙江的局面却是从咸丰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时将满一年,始终未见起色,论各省军务,浙江是最弱的一环。提督饶廷选固少将略,谈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过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的一万二千人,保土御匪,都靠杨昌濬的所谓“借将”,最显著的是张玉良,借自江南大营,此外还有林文察,是清朝台湾的唯一将才。

借将以外,复有借势。借势者靠恃他省为屏障,因此皖南的军饷,一直由浙江筹拨,年耗三十余万,而周天受门户之见极深,浙江并未能获得保护的实益。当洪杨初起时,各省都在练兵,惟有黄宗汉采取御敌于境外的策略并不错,且颇受文宗的奖许,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说的,“得力之将数人以折冲御侮于其间。”实亦非始料所及。

至于彼此相仇,则说来最令人痛心,所谓“乖气致戾”,只谈一件事,就可想见:有个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内巡抚衙门前面的“梅花碑”摆测字摊,已经十几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说已接受太平天国的伪号,就是王道平三个字翻过来,伪封为“平道王”。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营务处,要求立即处决。官府当然要依律审问,搜查他的寓所,毫无佐证,而暴民鼓噪辕门,群聚不散,结果将王道平拉了出来,“脔割其肉立尽”,这股乖戾之气,实在可惊亦复可忧。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时愈甚,远道风闻,只道浙江的局势,是名副其实的“兵凶战危”,避之为吉。

当然,认为浙江的局面不祥,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帅不肯援浙的三个原因之一,此外两个原因是:第一,自顾且不暇,如果舍己耘人,何异纵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苏常,影响大局不细,士论对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龄是何的谋主,连带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当然亦无法激起他人奋身援手的侠义心肠。

因此,尽管王有龄赏加头品顶戴,圣眷甚隆,但他支撑浙江的局面,其中艰难困窘,怨谤丛集,几次欲哭无泪之苦,实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最感棘手的,还是兵饷两事。饷则竭泽而渔,先以协济他省的,至此自给不足,先是积欠三四个月始能发给一个月,换句话只能照原额发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丰十一年春天,积欠三四个月竟只能发放半个月了。

因此,不但军纪愈坏,扰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来的客军,纷纷求去——当然,讨还援兵的省份,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于咸丰十年冬,武平、连城、长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闽勇。

闽勇由总兵曾玉明、副将惠寿所统带,而实际上的主将是林文察。他是台湾彰化人,字子明,咸丰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饷助军,做了武官,官衔是游击,留福建补用。咸丰十年,建宁、邵武及宁洋、永安间,有两大股土匪骚扰,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参将,赐号“巴图鲁”,巴图鲁必赏穿黄马褂,但称号不同,林文察此时的称号叫做“固勇巴图鲁”。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当时太平军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着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军受命收复江山,在失守后的第五天,与太平军大战于大溪滩,旗开得胜,连夜追击,李世贤屯江山一带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倾巢而出,分三路抄袭。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别迎战,又大胜一仗,斩获千余,李世贤退回江山城内,自此日有接战,互有胜负,形成胶着的形势。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发动一次突袭,亲自带兵“踏营”,林文察的部队,得力于火器精良,一时火光烛天,城内大震。

他在踏毁十几座敌营以后,乘胜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云梯、攀城墙,一面设下埋伏。李世贤所部仓卒遇变惊惶失措,由西、北两面遁走,为林文察预先埋伏的炮兵所轰击,伤亡甚众。江山县城亦就在这一夜为林文察所收复。因此,擢升副将,晋号为“乌讷思齐巴图鲁”。

到了咸丰十一年二月间,闽浙总督庆端要求撤回闽勇,王有龄万分不愿,但其势实不可留,因为名义上浙江归闽浙总督管辖,而总督又有节制辖区军务的全权,可以直接下令总兵曾玉明撤调人马。

这一下,去了一万多人;而且是颇能打仗的台湾和漳州籍的部队,浙江的防务大受影响,王有龄奏调在湘军中不甚得意的的将领秦如虎、刘培元募勇来浙。但最盼望的却是李元度,王有龄让朱大器筹集了一笔现银,间关送到军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内,行军甚慢。杭州城内天天传说:“李道台的兵快到了!”其实是地方大吏,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气。

其时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兴,下至浙江与江西、安徽交界之处,都有太平军的踪迹。所幸者,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两府,完整无缺,但全省15路军需,亦不能尽靠宁绍。

此外湖州孤悬,而赵景贤守得极好,此人是一奇才,与太平军作战,几乎从未吃过败仗,是王有龄唯一可以信任的带兵官。

那时已经文武不分,由监司到县令,莫不是带兵官,而且亦似军民不分,办团练的绅士,亦莫不是带兵官。宁绍的防务,就由在籍绅士王履谦负责,他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本籍绍兴,字吉云,与曾国藩同一年点的翰林,官做到左副都御史,咸丰七年免职,为文宗派为浙东团练大臣,跟王有龄不和,成了浙江局面的致命伤。

***

到了这年夏天,太平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几乎完全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秀成的第一路、陈玉成的第二路和李世贤的第四路,第四路的任务是先攻皖南,断湘军的粮道,但集中二三十万人围攻祁门一隅之地,却始终未能打垮曾国藩的大营。先是第三路黄文金为鲍起、左宗棠一败再败,不能成军,接着是李世贤的第四路,先胜后败,为左宗棠大破于景德镇以南的乐平。统全军撤回浙江,从此不复再能窥伺皖赣。

第二路先由陈玉成自桐城、霍山进入鄂北,占领英山,陈玉成其前锋伪装清兵,长驱直下,向南疾进,十一日之间,行军六百余里,连下三城,由蕲水攻陷黄州。据说英国公使馆的参赞巴夏礼,正陪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从上海坐兵舰西上,到汉口去调查开商埠的事,经过黄州,与陈玉成见面,劝他不可再向西进兵攻武汉,以免妨碍英国通商,否则必致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又告诉陈玉成,说一路西来,绝未听到李秀成或有其他太平军部队进兵江西的消息,警告他孤军深入,必无后援。陈玉成信以为真,放弃了与李秀成会攻武汉的计划,回军去援安庆——陈玉成的老母妻儿,全军都被围在安庆城内。

当时湖北防务,甚为空虚,武昌只有巡抚的直属部队,所谓“抚标”二千余人。所以听说黄州失守,在前线的胡林翼,大为震动,调兵回救,则陈玉成已经远去,安徽巡抚李续宜的部队,和彭玉麟的水师,一路追击,颇有所获。于是湖北解严而安庆的大战爆发了。

安庆是于上年六月间起被围,城内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曾国荃在城外构筑长壕,扎营三处:集贤关、盐河及城东北的菱湖,互为犄角,并有杨岳斌的水师支援,阵势相当巩固。外围则有多隆阿的马队作接应,多隆阿原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下,与鲍超一在皖北,一在皖南,为曾国藩麾下最重要的两支部队。

由于“天京”定策,有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所以此一地区由秋徂冬,由冬至春,战况沉寂。城虽被围,粮食弹药无缺,多由英国商船自上海经长江运来接济。这样“相安无事”的局面,至此打破,陈玉成未到之前,就檄调留守天长、六合的太平军,西来助战,一方面由菱湖通城内的水路增援城防,一方面在菱湖北岸建营垒13座,预备里外夹击攻曾国荃。

曾国荃当然亦有相应的措施,第一步是加强控制菱湖,通知杨战福开来二十几只炮船,由长江抬上岸,再自菱湖东岸入水、巡弋湖面。第二步是向曾国藩求援,其时曾国藩由于左宗棠乐平大捷,皖南局势安定了下来,已接到陈玉成回扑安庆的消息,移驻安庆附近的东流,派鲍超一军赴援,同时胡林翼亦派副将成大吉一军助战。当然,多隆阿亦早由桐城回师,配合作战,李绩宜以安徽巡抚的身分,守土有责,带军会战,更不在话下。

清军一增援,太平军亦不能不再添兵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既已失败,则安庆一地直接成为双方短兵相接,势在必争的焦点,所以太平军方面,凡能动用的兵力,无不投入,由洪仁?亲自渡江到前线指挥。安庆北面的战场重重包围,陈玉成包围曾国荃,扎营在高路浦的多隆阿包围陈玉成;而新赶到的洪仁?则屯兵在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又包围了多隆阿。

双方接战,由菱湖水面开始,互有胜负。但岸上的仗,清军打得很好,多隆阿一胜于练潭、再胜于新安渡。而陈玉成想攻破曾国荃,则以凭壕固守,太平军劳而无功。

于是太平军重行部署,以挂车河为中心,分左、右、中三路,共3万人发动总攻击,多隆阿首当其冲,分五路迎敌。

由于陈玉成“后期”,以致三路皆北。这是四月中旬的事,不久,陈玉成先锋,安徽桐城人的程学启,率领部下千余人,在集贤关投降湘军。程学启是太平军的名将,后来为李鸿章所用,深为得力。

到了五月初一,鲍超与成大吉合力攻赤岗岭的太平军,其地在集贤关,共有四垒,鲍超第一天攻破了三垒,守将三人均阵亡。第二天攻残余的一垒,这垒的守将,是陈玉成最得力的部下刘玱琳。因为势孤力弱,弃垒而走,结果为鲍超部下阵斩。曾国藩一次给朋友写信,曾称刘玱琳为“玱琳先生”,不知盗亦有道,值得如此尊称,还是戏谑之词?

这一仗下来,曾国荃一军转危为安。太平军则另调杨辅清一军,与陈玉成在皖北会合,预备再举。但菱湖南北岸的太平军八千人,却又投降了。

在传说中,这八千人的下场极惨。据说,当太平军派人接洽投降时,曾国荃下令,须先缴械。太平军遵令而行,结果曾国荃命他部属中,唯一非湖南人的朱洪章,尽屠此八千人,靡有孑遗。正史中有关安庆之役的记载,及曾氏兄弟与朱洪章的纪传,都不曾提到有这八千人投降的事,自然更谈不到“尽屠”之说。杀降不祥,而况菱湖东岸为曾家的老幺贞干所防守,程学启的投降,就是曾贞干的设计,同为降军,待遇大不相同,似乎是一大矛盾,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多主此说。看来是一重难明的疑案了。

不过到了六月初一,菱湖西岸太平军的营垒,尽为曾国荃所破,则是记此战役必须大书一笔的,因为从此安庆城外已无太平军,而真正的围城开始了。

适逢其会的是,恭亲王所主持,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英国公使达成了一项协议:“禁止洋船济匪”,同时严令“禁止汉奸附载长江英法轮船,贪利济匪”。总理衙门并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分致法国和俄国公使。英国海军并派兵舰,巡弋长江作有效封锁。于是安庆城内,大起恐慌,守军乏食,纷纷出降。城内百姓到后来甚至吃人肉以求生。

外围的太平军,当然也要作最后的挣扎,杨辅清会合陈玉成由无为州绕道桐城以北,攻怀宁以西的太湖,同时一路抢割已熟的稻子。这一带属于多隆阿的防区,双方兵力为十比一,但多军士气正旺,迎面痛剿,斩获甚多,太平军桐城西南二面的七座营垒,为多军攻破。但多隆阿甚为机警,防备太平军夜袭,每每扎营以后,又复他去,敌人常常扑空,反为多隆阿所伏击,死伤甚众。

到了七月下半月,太平军集合余部,获得四五万人,重新进入集贤关,筑新垒四十余座,预备固守。集贤关是桐城与安庆之间的一处要隘——安庆府北30里,有座大龙山,稍东相接的另一高峰,名为小龙山。两山盘亘,下瞰长江,南面两山相夹之处,名为门山,形容其为两山之门,再向南有白麟、火炉诸峰,山脉潜而复现,耸起如脊,所以名叫脊现岭。集贤就是脊现二字,以讹传讹的谐音。集贤关就在脊现岭上,离安庆府15里,安庆的北门,即以集贤关得名,叫做集贤门。

从以上介绍的形势,可知集贤关易守难攻,但为解安庆之围,实亦不容此处的太平军,固守自保,所以从七月二十起,这四五万太平军,分10余路猛扑曾国荃所部的长壕。城内太平军亦在四门列队,准备接应,这样到了七月廿八,始终无功。

其时城内外两处太平军,一线交通,就靠菱湖通安庆水门的河道,城外太平军以小艇偷运粮食接济城内,城内则以因为欠缺火药而废置无用的枪炮,接济城外太平军。不幸在七月廿九日,双方的接济,都为在菱湖巡弋的清军水师所截获。

在同一天,朱洪章击退了集贤关向菱湖进攻的太平军,这是安庆之战的最后一仗。从此,不但城内守军已断指望,集贤关上的援军亦放弃了救安庆之想,退出集贤关外,退桐城、退石牌、退太湖、退宿松,有的回天京、有的到皖南。

七月三十,城内守军逃的逃,降的降,残余少数,与曾国荃取得联络,以放一条生路为条件而献城,于是八月一日卯刻,湘军入城,百战艰难,终于克复了安庆。

安庆之克,是平洪杨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曾国藩“以静制动”战略成功的一大效验。双方的重视安庆,可由曾国藩的函札中见其大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致其长子纪泽的家书中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在这封信的十天以前,祁门解围,而陈玉成回军皖北,曾国藩急遣鲍超赴援时,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国潢,得失萦怀,忧思忡忡,溢于言表:“忽闻四眼狗逼集贤关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紧急,不得已抽朱云严五百人,赴安庆助守于壕内,及调鲍春霆带八千人赴安庆助攻于关外。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坚守半月,以待援兵否?若安庆能转危为安,则事尚可为耳。”

在此时,曾国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鲍超身上,他确信,只要鲍超能够赶到,战局即可稳定。但其时风雨大作,道路泥泞,即令鲍超能冒雨行军,辎重用羊角车装载,则无法求速,所以曾国藩所忧虑的是,鲍超未到之前,曾国荃的长壕可能已先为陈玉成所攻破。结果鲍超不负所望,大败陈玉成于集贤关,所以论克安庆之功,关键系在鲍超身上。

安庆既克,曾国藩当日便在对岸的东流接到了捷报,即时有信覆曾国荃说: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似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

安庆克复,竟被视作非常祥瑞,可知关系之重。但文宗却已不见此中兴征兆,于半个月前的七月十六,崩于热河。如果安庆早克复一个月,病中得此喜信,文宗或许竟能延年,则辛酉政变,可能无由而作,历史便又是另一样写法了。

安庆之克,是清廷的喜事,但浙江,特别是杭州却大倒其楣。从洪杨金田起事以后,失守的名城,不知其数,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惨,为百年未有的浩劫。

何以安庆克复,浙江会倒楣呢?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太平军百万之众,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之区。

当时太平军内部,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洪仁?为首,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谋取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另一派则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打算,就双方形势着眼,以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敌无可败之势,譬如食果,尚未合时,其味必苦”,这就是说,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当然,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可称劲旅,发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事实上,“天京”对在外的战将,亦已失去控制。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开化入浙江,行军如蚂蚁搬家,首尾不绝,历时十余日之久,浙东的守将,闭城自保,不闻不问。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更如驱虎入羊群,鲍超由江西抚州,追到边界,收复铅山,亦解了广信之围,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为再过去是浙江地界,与己无关。

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这是九月初十的事,7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严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尽是太平军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两孤城,以及宁波、绍兴两府。其时宁、绍为浙江全省的饷源,此两府不失,王有龄犹可紧守待援,不幸地,太平军毕竟渡过钱塘江,攻向南岸了。

***

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干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特旨赐谥“愍烈”;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皇帝不差饿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强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驾驭蒋益沣这种悍将的能力,所以已奏调,等他到达,接替一部分防务,再让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规复苏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国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无法抽调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及避难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苏士绅,则亦如王有龄一样,苦苦乞援于安庆大营。但曾国藩始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受无以为助。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李鸿章 作者: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