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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2.4节 纵是离合也关情


入曾国藩幕府之初,曾国藩只是安排李鸿章作书记,继而付于批示公文、起草奏稿之全责。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不到十天,曾国藩突然决定让李鸿章去编练皖北的马队。编练马队,这件事初为左宗棠首倡,也是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同商量后作出的决定,而且得到了咸丰帝的诏准。可是,李鸿章深感事体重大,自己缺少经验,一时未敢应许。曾国藩却一再鼓励李鸿章赴任,后来由于形势骤然发生变化,曾国藩取消了编练皖北马队的计划。但是,这件事明显表明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赏识与信任。

此后不久所发生的另一件事上,李鸿章表现了卓尔不凡的胆识与智慧,帮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化解了一道难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法联军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慌乱中的咸丰帝急忙诏令曾国藩,要求其速派湘军猛将鲍超带兵北上“勤王”。对此,曾国藩十分为难,表现得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曾国藩虽然有足够的胸襟和气度,通达机敏,高瞻远瞩,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偏重于谨言慎行,多思多虑。他喜欢把事情做的近于完美,所以他行事之前的判断和分析是漫长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则不同,他重视宏观与大局,常常会准确地抓住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点。只要把握住了事情的大概脉搏,就敢于果断地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他很少有曾国藩那样思之又思、慎之又慎的犹豫和反复。

曾国藩当时的考虑是:北上护主本是义不容辞之事,自然难以拒绝;可鲍超是他的一员得力干将,担心鲍走后会严重影响眼下同太平军作战。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便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并要求每人都提出具体方案来。结果,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主张北上“勤王”。因为事关皇上的安危嘛。这时候不听皇上的话,那此人一定是疯了!然而,李鸿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按兵请旨,静观其变。他的理由是:目前对清政府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外国军队,而是太平军。和外国人的战争将以和而终。湘军一举一动,“关天下安危”,好钢应当用在刀刃上。目前湘军担负着最重要的“剿匪”任务,此时切不可让鲍超所部离开战场。最后,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一面给皇上写信说,鲍超对北方人地生疏,不宜北上京城,甚至提出从他和胡林翼之中选派一人进京护驾;一面借故拖延时间,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结果,至 11 月份,曾国藩果然接到新的诏令,说天津和议已就,不再需要北援“勤王”。经此一事,曾国藩更对李鸿章刮目相看了。但是,李鸿章常常自恃才高,遇事每每大胆直言,乐于公开表述自己的独立之见,有时不免同曾国藩的意见针锋相对,发生矛盾或冲突。祁门内讧即是一例。

当时,太平军一直围攻祁门,祁门形势凶险。湘军上下一致要求曾国藩移师。可是,面对太平军的四面环攻,曾国藩却一直坚持大军驻守祁门而不移。李鸿章则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之中,是军事上的绝地,不适合久留。李鸿章等一再劝谏,曾国藩仍是不从。他甚至气愤地提出:如果你们胆怯,尽可各自散去好了。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并无意义,其坚持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的戏。因为,咸丰帝曾一再督令湘军直取苏常。结果,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而在对待李元度问题上,曾、李二人竟至闹翻。其时,曾国藩安排自己多年的好友李元度带兵驻守徽州。李元度是个文人,不懂兵法,曾国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命令他死守,不得出门应战。可是,李元度看见前来挑衅的太平军,就一时激动忘了曾国藩的话。他出门和太平军交手,结果痛失守城。失败之后,李元度不敢去见曾国藩,在外游荡许久。回到祁门之后,因为害怕和羞愧又悄悄地溜走了。曾国藩上奏对李元度进行上奏弹劾,曾国藩当时悔恨的心情有点像诸葛亮错用马谡。

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拟稿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却坚决反对曾国藩的做法。他明确表示,这个奏折我不能写。不仅如此,他还带了一幕僚前去替李元度求情。面对曾国藩,李鸿章竟半是质问半是陈情地说:当年靖港大败之时,你曾跳水自尽,是李元度亲手把你救起来的。如今人家有难,你就要弹劾人家,未免有些不仗义之嫌。另外,你明明知道李元度不会带兵,却还让他领军驻守战略要地徽州,说明你也有用人不明的失误。现在徽州出了问题,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替李元度说话。接着,李鸿章声言:果若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表示:你不拟稿的话,我自拟便是。李鸿章又说:若此门生将告辞。曾国藩顿时生气道:听君之便。两个人都不肯退一步。李鸿章毅然离开了曾国藩。而曾国藩也终于将李元度革职查办。

李鸿章回到老家之后,因为局势恶劣,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他想去福建补缺,可是他在福建的朋友沈葆桢劝他不要去,说福建政事“糜烂”。李鸿章走后,曾、李二人并没有中断友情,仍有书信往来。胡林翼在二人之间做了很多调解的工作。而且,曾国藩切实地感到身边少了李鸿章,犹如少了左膀右臂,不禁又想起李鸿章的种种好处来。特别是祁门果然遇到了大麻烦。太平军占领徽州之后,忠王李秀成直逼祁门。曾国藩犹如瓮中之鳖,他写好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所幸李秀成没有进攻祁门,曾国藩才幸免于难,所部也不得不撤离祁门。此外,身为曾、李二人好友的郭嵩焘闻知李鸿章出走,给李鸿章写信说:当今之下,能依靠个人力量崛起是非常艰难的,只有依靠可以信赖的人。你应当心胸宽阔,以功名为重,还是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为好。

李鸿章本来就很后悔自己的负气行为,看到好友如此劝说,不觉感叹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在李鸿章成为显赫的大人物之后,唯有和郭嵩焘之间的友情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郭嵩焘没有派系成见,独往独来,眼光深远,“能言他人所不能、所不敢、所不知之言”。一身兼具新学和旧学的两大本领,却长期背负着“独醒之累”,犹如楚大夫屈原,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此时,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信,恳切邀请他回来。1861 年 7 月,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大营,二人又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李鸿章传 作者: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