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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1章 辽东豪族


本书的主人公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将门之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好像命中注定,他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是在马上度过了一生!他不停地搏击,不停地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

他是一个幸运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他都毫不迟疑地捕捉住,并如愿以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人们惊叹,望尘莫及!

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

荣誉与耻辱,称颂与谴责,善与恶,皆系于一身,以致盖棺亦难论定!

他,就是明清兴亡史上几度威震华夏的平西王吴三桂……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她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她:“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30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30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120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时明崇祯十三年,明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吴三桂生年,史书极少记载,惟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67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与孙旭所记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详,姑存此说。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多数史书记为“长白”,《清史稿·吴三桂传》写作“长伯”。其实白与伯读音近似,写法不同。又,《平吴录》:“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关于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数,各书均无完整记载,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还有兄弟,不得而知。至于他的妹妹,各书也极少见载,仅见王永章《甲申日记》记有妹妹两人。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刘健:《庭闻录》,卷1。,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歧说纷出。如《清史稿·吴三桂传》笼统说是辽东人;《平定三逆方略》与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说是山海卫人;《明季北略》说是中后所人;《辽左见闻录》与《桑郭余铃》说是锦州人;《平吴录》又说是铁岭卫人,等等。今人也无一致意见。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16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惟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们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原文见《管子》,“禁藏”篇。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年)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三桂的父与继母及弟三辅“俱死寇难”(为李自成所杀),他们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后所。顺治二年十一月他曾为之请,从优赐恤。见《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手抄本)。还有的史书说宁远(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莹”等残留的字。(民国)杨荫芳:《兴城县志》,卷10,15页。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

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年)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实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也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吴氏发迹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发展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清史列传·贰臣传》,“祖大寿传”,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

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年),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年),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1。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

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载:裴国珍降清后,在给吴三桂的劝降信中,称吴为“贤甥”,故知裴为吴的姨夫。除此,他书皆失载。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的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

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天聪五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2页。

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与清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清太宗实录》,卷60,6页。

吴氏是继祖氏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地主。就辽西而言,他们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尘莫及。吴氏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的确,当时没有留下记载,仅有吴襄、三桂父子在个别场合无意中透露的点滴情况,为我们估计吴家的财产提供了线索。

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三桂奉命携家西迁,在即将离开故土时,他给世祖皇帝写了一份奏疏,内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设庄田十处,他不愿舍弃这些庄田,请求准许他留人丁看守。《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平西王揭帖”。

吴家十处庄田,究竟有多少土地?还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崇祯皇帝召见吴襄谈话,询问兵数与粮饷之事。他告诉崇祯,他们老吴家有三千骁勇敢战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子弟的诸兄弟、亲属等组成的。吴襄自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细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纨罗纻绮。虽说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他们照旧生活得很好。吴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此厚赏,所以肯为吴家出死力。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7~38页。原文中一处“皆有数百金庄田”,“金”字疑为“亩”之误。

这支以吴氏父子、兄弟、亲属及其子弟、家丁组成的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吴家军,纯属吴氏家族的私人武装,他们依靠吴氏家族的势力,真是个个富有!明朝末年,灾荒不断,经年用兵,弄得国家穷困,民不聊生,而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贵族,就是因为每人都有数百亩庄田,为他们生财与享受之源。他们的生活如此,吴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处庄田百亩推算,吴家的“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中后所一带,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至海为平原。当时,“自山海关至宁远,山木阴翳。”《奉天通志》,卷12,222页。现在,绥中县至兴城已无森林景观。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吴家占地达千亩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吴氏子弟与家丁占地,实际上,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的家丁则是中小地主。

吴氏是集官僚、军阀兼大地主三位于一体的辽西豪族。这个大家族的发迹与神奇般的发展,还靠其权势来巧取豪夺,才聚敛了惊人的财产与庞大的家业。

吴氏同辽东地区其他许多军阀地主一样,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服役的军士及其耕种的土地。

原来,早在明建国初期,就实行军屯制度,用驻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疆,每个兵士都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起,皆令屯田自食。《明太祖实录》,卷233。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每一军士给地50亩,至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44。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明英宗实录》,卷103。。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明太祖实录》,卷244。。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年)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明英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三年(1477年),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明宪宗实录》,卷161。。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卷101。。按当地标准,1顷为100百亩,占地250余顷,合25000余亩;占地10余顷就是1000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明神宗实录》,卷12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辽东屯种破坏的情况,大抵是在吴氏迁来辽东前后发生的。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70万石,而此时才17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明经世文编》,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明熹宗实录》,卷60。。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占侵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家居此地的吴氏,肯定参与了当地将吏侵占屯地的种种不法活动,也就是说,榆关外镇将侵占屯田的当有吴氏父子在内。三桂与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锦州、大凌河、宁远、山海关的总兵或其他军职,他们不可能洁身自守,而同所有将吏一样,利用职权,大肆掠夺军屯的土地,变成大土地所有者。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吴家发迹与致富的过程,绝不会出侵占屯田这一基本途径。他家有十处庄田,就是侵夺军屯地与民地的明显证据。三桂率部西征农民军时,曾请求留下人丁百余人,还留下一游击军官与他的哥哥督率他们看守这十处庄园。这百余人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军丁,又留下一名军官负责,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吴家庄田历来是靠役使军丁耕种、责成下属军官代为管理的。

吴氏发家的秘密正在这里。这个在明中叶前后曾是到处流徙的“流民”之家,到辽东后,却以无偿役使军丁的劳动和侵占他们的土地,而一跃成了大地主。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除了仅知有十处庄田,史无记载,也就无从知道了。至于他们富有到何种程度,也无一字材料可以证明。不过,我们先看看祖氏的财富,也能从中透视出三桂一家的富有。

清官方史书《清太宗实录》提供了一点线索。那是在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大破松山明军,锦州不战而降。祖大寿和他的诸兄弟向皇太极献出了一大批宝物:珊瑚树、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玉、犀,玻璃、玛瑙、金银等杯盘、各种银器、貂、猞狸、狐、豹、天马皮等裘、蟒倭素缎,纱、罗、绸、褐、氆氇、羢毯、蟒衣、缎纱罗衣、黄金、白金、红毡帐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灯、角灯、磁器、柜箱、椅杌、床、轿、镀金盔甲、苗刀等物。《清太宗实录》,卷60,23页。

祖大寿等人献上一大批宝物,是为了向皇太极表示对他们赦免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投降的诚意。这些出自南海北国,乃至名山大川的全国稀有的罕世之宝和珍品,竟集于一个塞外的将官之家,在被围困了一年以后,家业无损,突出地说明祖氏之富有令人惊叹!

李氏朝鲜国王的世子李随清军进关,途经锦州,曾亲至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参观,他写道:两家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他不禁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李:《沈馆录》,卷7,2840页。身为一国之主的朝鲜国王所居宫室,竟不如偏处一隅的一个中国军官住宅那样华丽,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个对比,是出自朝鲜国王世子之口,就不能不使人信服了。处在辽东警报频传、不断交战中的锦州,照理说,作为守城的主将祖大寿哪有心思营建美宅华屋?也许战争对他们来说已属司空见惯之事,他们一如平日,追求无尽的享乐,花大量金钱,耗费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显示出他们惊人的富有;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明末统治阶层奢侈无度的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

从祖家看吴家,不难想像吴家的富有,也不在祖氏之下。进而再看辽东,哪个将官不搜刮?哪个有权之家不富有?只是富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