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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5章 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国榷》,卷97,5908页,记为3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国榷》,卷97,5908页。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9,24页。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清太宗实录》,卷59,15页。。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清太宗实录》,卷59,17页。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清太宗实录》,卷59,1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清太宗实录》,卷60,4~5页。。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以上三封信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60,5~7页。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十。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46页。、陈邦选、姜新等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5~86页。,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旋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他。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清太宗实录》,卷63,15页。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以上两信全文见《清太宗实录》,卷63,16~17页。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72匹、甲37副、弓39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清太宗实录》,卷63,27页。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实录》,卷64,2~3页。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64,5页。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佚名:《明亡述略》序。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明清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明亡述略》序。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降清。《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的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