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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9章 徘徊关上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钱:《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139页。,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三桂击败,退回北京,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孙旭:《平吴录》,参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吴三桂始末”,卷5。如何解决山海关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用武力夺取,直至彻底消灭吴部;二是和平招抚,避免流血战斗,这对农民军最为有利。他的心腹谋士顾君恩献计说:“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赞成他的意见:“吾亦以此为虑耳。”《甲申朝事小纪》,“李自成始末”,卷3。但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他在明与清松山决战中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这时他极力申诉自己的督战之功,并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杨士聪:《甲申核真略》,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甲申核真略》,35页。这说明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而由他出面劝降,对三桂一度欲降农民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平寇志》,卷10,228页。

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信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流寇志》,卷11,《国榷》,卷100,《明季北略》,卷20等书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世传此信出自牛金星的手笔。观其信的口气,大加训示三桂,博引典故,极力劝诱投降,完全表达了李自成劝降之深意。如父子间通话,似不至如此写法。看来,此信为牛金星所写应是可信的。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以取信三桂。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以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甲申朝事小记》,“吴三桂始末”,卷5。。

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本来,他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已“忻然受命”《甲申传信录》,“吴三桂入关之由”,卷8。。三桂突然改变立场,欲与过去的死敌农民军握手言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只有依附于这个新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而且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此时,三桂所部严重缺饷,急需补充,不然,将士们就会动摇,乃至瓦解。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小腆纪年附考》,卷4。,处境很困难,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大有好处。否则,一切就会化为乌有。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籍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11,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三桂由忠明转而投向农民军,这一根本转变,完全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分,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魏特:《汤若望传》,214~215页。。

李自成得报三桂投降,很是高兴,便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去劝降信:“大顺国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平寇志》,卷10,227~229页。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与此同时,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追赃。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庭闻录》,卷1。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三垣笔记附识中》,230页。,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甲申核真略》,23页。。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甲申核真略》,22页。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上述三百人尚未被夹死《甲申核真略》,30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甲申核真略》,22页、25页、26页。

吴襄自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李自成为了要挟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赃。当时刘宗敏负责追赃,大部分明官都被拘禁于他的寓所。对吴襄拷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其父(吴襄)为贼刑掠且甚”《甲申传信录》,卷8,“借兵复仇”。;有的说他被“拷掠甚酷”《三垣笔记附识中》,232页。;甚至还有的说“已受闯贼刑法将死”;有的说他“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甲申核真略》,29页。。关于追饷数目,也有种种说法,一说向吴襄“索饷二十万”张怡:《溲闻续笔》,卷1。,一说他被拷打,只凑了五千两白银,交给了农民军,而索饷确定额数不得其详。如此等等。考之史实,吴襄被捕已无疑问。又据三桂派往京中密探消息的人证实,他的父亲被刑拷,追赃银;再有吴襄密派旗鼓官傅海山向三桂密报他“受闯贼刑法将死”。可以肯定,这些当事人所报不无夸大成分,就基本方面,当属事实。这就是说,吴襄受刑追赃,同样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吴襄及其家属既无生命之危,也没有致残来判断,可知吴氏一家受刑不重,派饷数目也不大。当李自成需要利用吴襄劝降三桂时,就把吴襄释放,甚至宴请他,也是可信的。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三桂)”《甲申核真略》,29页。。明里“遗书”招降,暗中“遗书”三桂速来“救父”。

刘宗敏逮捕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他交出陈圆圆。搜求美女,这在农民军中已不是个别事例。农民军进入北京,一方面大肆追饷,一方面也抢劫美妇艳女为妾,极尽享乐之事。身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赵士锦:《甲申纪事》。,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小腆纪年附考》,卷4。参见《明季北略》,卷20,348页;《国榷》,卷100等书。他批准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甲申纪事》,参见《甲申核真略》,33页。

农民军的领袖们自李自成而下,一进入繁华大都市,便追求享乐。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巨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平寇志》,卷9,207页。,“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李闯小史》,卷4,123页。。刘宗敏掠妇女尤甚。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流寇志》,卷11,75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这说明追赃者受赃,已乱了纪律。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曾被引见“二王爷”刘宗敏。他在第一个室间内看见明朝许多高级官员正在受刑拷问。刘宗敏见他来时,“登时就把屋内正在献技之女优、女伶驱至屋外”杨丙辰译、魏特著:《汤若望传》,第7章。。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领导人尚且如此,其部下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变得败坏,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甲申纪事》。。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幼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陈济生:《再生纪略》。,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史传陈圆圆为李自成掳去,误。又,近世有否认刘宗敏掠圆圆之说,亦误。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恰是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的事实。

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过程中,宣布“三年免征”,兵士又无固定军饷,皆靠没收和抄掠明室宗亲、勋戚,以及富豪、官僚的家产来维持财政开支。进京后,又继续以追赃的办法,抄官门之家和没收宫中储藏金银来获得财政来源。因此,士兵“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农民军实行这一政策,大规模追赃派饷,毫无疑问,是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它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痛恨。当他们一进入北京,看到这些寄生虫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其仇恨的怒火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对他们实行毫不留情地打击。从本质上说,这是农民革命性的自发的反映。

但是,李自成把这种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打击给扩大化了,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历史记载皆出自地主官僚及其文人之手,其中不无失实甚或污蔑之词,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军在北京的过火行动,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能使农民政权陷于孤立。而抢财物、掠美女,也是不得民心的。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诚为可惜!严格地讲,农民军在北京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打家劫舍的低水平的斗争上。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说他是一个只图痛快一时,而无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国榷》,卷101,6071页。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流寇志》,卷11,178页。。虽然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国榷》,卷101,6909页;参见《平寇志》,卷10,235页。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三桂率部返回关上,人们对这一事变都感到突然,不免惊惶。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佘一元《叙旧事诗》。: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

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他的兵力,已达五万人《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又,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佘、程两人均是当时人,为其亲见,故言吴军五万可信。。在他的激励下,这支数目可观的战斗部队,已显示出一股敢战勇斗的气势。三桂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当地士绅的欢心,他们“饷以牛酒”慰劳吴军。有诗为证:

一朝忽下令,
南郊大阅兵。
飞骑唤吾侪,
偕来予参评。
壮士贯甲胄,
健儿拥旆旌。
将军据高座,
貔貅列环营。
相见申大义,
誓与仇雠争。
目前缺犒赏,

烦为一赞成。《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

三桂得意地问他们:“我兵何如?”众乡绅们都说:“真天兵也!”又问:“可杀李贼否?”这时,大家把目光移向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一个叫李甲,官巡抚;一个叫陈乙,官兵备道。李、陈是来劝降的,到这时,尚未离开吴营。他们俩虽觉得气氛不对头,料吴三桂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当三桂问乡绅们:“可杀李贼否?”众乡绅以李、陈在座而不敢答,他出其不意下达命令:立斩李甲,割下首级祭旗;割下陈乙两耳,放他回京,让他传话说:“令李贼自送头来!”孙旭:《平吴录》。参见佘一元:《山海关志》。三桂的这番勇气和魄力,赢得了一军的赞叹:“吾帅忠孝人也!”《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卷20,369~370页;参见《流寇志》,卷11,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又,三桂写此信时间,史籍多不载,有的记载含混或不确。如《国榷》,卷100、《平寇志》,卷10均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两日之隔,计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当时无论如何两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绝父之信当在拒降袭山海关之后,即《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四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兴兵致讨。此说近似。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国榷》,卷100,6065页。。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甲申传信录》,卷8,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西平乞师”,卷下,216页。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