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网主页
主页 儒家 道家 佛经 法家
百家 兵法 中医 正史 历史
易经 南怀瑾 小雅 自助建站 书城

《吴三桂大传》10章 关键选择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庭闻录》,卷1。。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吴三桂传》。。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吴梅村《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降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的合势,直入北京,后果不堪设想。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国榷》,卷101,6070页。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流寇志》,卷11,183页。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1。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小腆纪年附考》,卷5。,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流寇志》,卷11,183页。。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流寇志》,卷12,158页。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即十二日晚,为“绝内患”《甲申核真略》,32页。,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过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纍纍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流寇志》,卷12,185~186页。就在这天夜里,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讨伐农民军的檄文,约“士民缟素复仇”,有的人秘制素农,准备迎接三桂进京。《国榷》,卷101,6073页。

吴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尽传”,人心越发惶惶。《流寇志》,卷12,185页。同时,谣言纷起,更助长了人心不稳,连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此话一传,“贼心益摇”《流寇志》,卷11,184页。。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共计马步兵六万李自成出征兵数,各书记载是:程源《孤臣纪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等记为6万。《流寇志》记5万,声言1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10万,号30万”;《定思小记》记10万、《遇变纪略》记10万。综合各书所记,其6万为北京发兵之数,如加上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余部2.3万人,已近10万之数。,先出东长安门,他亲率精兵七千,“擎刀牵马,列长安街”。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三桂通过使臣和散发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们的强硬要求。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为“中兴”之计,一旦把太子朱慈烺拥上皇帝宝座,他自然就成了拥戴的元勋。自成是要三桂确信,太子及二王还健在,如愿效忠故主,就乖乖归顺。他们各怀有个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愿,还是让事实做出回答吧!

李自成率大军经通州,至密云,过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正在日益临近。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