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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16章 追剿山陕


多尔衮入据北京不久,即决策迁都。顺治元年九月十九日,福临世祖皇帝正式迁入北京。在多尔衮为首的满汉百官的请求下,于十月初一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迁都与顺治即位之举,开辟了清史的新纪元。《清世祖实录》,卷9,1页。

十月十三日,顺治封赏满汉诸王,开盛宴庆贺。吴三桂以功勋特大,位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异姓诸王之首,封赏优厚,为孔、耿、尚所不及。特赐平西王册印、白金万两、鞍马一匹、不带鞍之马两匹。其册文曰:

朕闻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一代翊运之臣,结以复心,共襄大业。是以尊贤用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构会,达变通权,乃明哲之芳踪。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

咨尔平西伯吴三桂,洞识天时,当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统兵西征之际,尔即擒流贼说士,遣官归命军前。迨王师式临,开关迎入,又随叔父摄政王破贼兵二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特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尔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清世祖实录》,卷10,7页。

山海关战役一结束,多尔衮履行诺言,口头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到这时,由顺治钦命,授以册印,才算正式封王。

此时,清朝已在京畿站稳了脚跟,但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它在山海关的一场决战决胜,为它统一全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是,李自成并没有被彻底击败,他退入山西,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张献忠已夺占了四川,眼前尚构不成威胁,从长远来说,也是清的一个劲敌。清已拒绝了南明的议和,正如史可法指出的:“今日之计,和不成;惟有战。”《国榷》,卷104,6175页。这已成为不可避免。论地盘,物力与军力,南明都不容忽视。与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进行较量、争夺,乃是多尔衮所考虑的战略目标。他没有陶醉于山海关决战的胜利声中,也不以轻易取得北京而心满意足。他曾派人向随军进京的朝鲜凤林大君传达他的志向:“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他要得到的是整个中国!朝鲜《仁祖实录》七,仁祖二十三年正月庚戌。

早在六月下旬,顺天巡抚柳寅东曾建议西征李自成农民军。他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李自成)。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四川)、汉(中)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是其言”,赞赏他的见解。《清世祖实录》,卷5,19页。八月初一日,招抚山西、应袭恭顺侯吴惟华又“陈征西五策”,把柳寅东的意见进一步具体化。主要有:第一,“发重兵出关,全力驱剿”,山西“指日可平”;第二,应派吴三桂、洪承畴率兵出征。吴“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洪“素为三秦将吏所服”。朝廷专命二臣,统旅西征,则三秦军民,畏威怀德,扑灭贼焰,可计时而待。第三,在战略战术上,应兵分两路渡河,一路趋蒲、津(蒲州、河津,均在山西),与农民军相持;一路从保德(山西保德),即由延安、澄城、郃阳(均在陕西,今仍名)等处,直捣腹心。当农民军内溃时,清兵可飞渡蒲、津,长驱大进。第四,当两路军渡黄河时,同时发精兵数万,并调长城口北卜套各属蒙古兵,先期由边外渡河套,自延、宁接界入口,从长安(即西安)西路截击,会兵关中,则“三秦”望风震动,并可断农民军西奔之路。《清世祖实录》,卷7,2~3页。多尔衮对此表示赞成。

他们的建议,为多尔衮征剿农民军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久,他决策西征的战略大体是在他们的建议基础之上制定的。就在吴惟华建议时,多尔衮已于上月末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从山东移师,会同固山额真叶臣部出征山西。《清世祖实录》,卷6,2页。李自成在山西,没有组织抵抗,很快放弃了山西,使清军一到,即奏克捷。截至八月,清已领有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及河南部分地盘。

多尔衮及时把握形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他不想给农民军和南明以喘息的时间,迅速作出新的决策:分兵两路,南北出击,对李自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击。

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领将士出征陕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目标直指李自成建都的西安。命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清世祖实录》,卷10,10页;《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卷234,“尚可喜传”。多尔衮让吴三桂参加此次军事行动,正是吴惟华所建议的,利用他与李自成的杀亲灭族的不共戴天之仇,会更加用力征剿。

同时,多尔衮决定二十五日出兵江南,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

但是,多铎等还没有出发,河南巡抚罗绣锦发来告急军情:李自成的骑兵1万、步兵2万余人正向怀庆、卫辉两城发动进攻。并已攻下济源、孟县等地,离怀庆30里扎营。怀庆总兵官金玉和出战,在柏香镇以西被农民军击毙。《清世祖实录》,卷12,2页。从后来抚恤战死将士名单看,知道此役阵亡各级将官22名,兵丁1755名,可见此役清军遭受到重大损失。《清世祖实录》,卷17,2~3页。形势非常危急。据报,农民军此次行动,不仅要夺取怀庆城,而且要占据黄河渡口,万一与黄河南农民军连成一片,“势所难图”。怀庆守将已把兵撤回城内坚守,吁请朝廷“亟敕兵部,速催大兵星夜兼程前来”《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90页。!河南出现这一意外情况,使多尔衮感到事态严重,如不彻底击败农民军,就无法顺利进军江南。于是,他改变进征江南的计划,迅速通知已出征的阿济格、吴三桂,并令多铎所部停止南下,先救怀庆,转攻陕西,取潼关,两军突击,会师西安,“务期合力进剿”,将农民军彻底打垮。《清世祖实录》,卷10,12页。

原来,农民军以相当的规模进攻河南怀庆地区,是李自成组织的一次反攻尝试。从时间上说,李自成此举为时稍晚。还在他撤到山西时,河南、山东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纷纷举兵反正,截杀农民军。李岩曾主动请兵两万赴河南,重新组织力量,镇压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的叛乱。河南是李岩的家乡,他在这里颇有影响,如果他真能成行,很有可能稳定那里的局势。这在当时未尝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李自成不但没予理睬,反而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竟设谋在布下伏兵的宴会上把李岩给杀了。《平寇志》,卷13,203页。目前,学术界关于李岩是否实有其人尚存争论。笔者以为,否认李岩一说,证据尚嫌不足,难以信服。李岩一死,刘宗敏、宋献策等人愤愤不平,引起起义军内部文武不和,士气更加低落。李自成退到山西,未作停留,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就匆匆奔陕西,返回到西安驻扎下来。

李自成自山海关败退,直至固关为止,虽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其实力还相当雄厚,占地广阔,管辖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河南部分地区,还有数十万军队。凭借这些实力,是可以同清军抗衡下去的。李自成回西安后,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反攻。现今保存的少量档案,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据清大同总兵姜瓖获得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晓谕事”,内称:“今报长安(西安)二府田(即田见秀)、绥德、汉中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黄)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30万;权将军刘(宗敏)统兵10万过河,从平阳(山西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350万,七月十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复剿宁武(山西宁武)、代州(山西代县)、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关),剿除辽左(即辽东、今辽宁省境),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清将从这个行牌所载内容,已看出李自成“妄图复逞”。

上述这份档案,的确反映了李自成已做了反攻的部署。为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尽量夸大。清朝也认为是“虚声恐喝”,却不敢掉以轻心,疾呼:“严加防守,力为进剿,固不可一日缓也。”以上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73页。

李自成虽然做了新的部署,并没有实现。在失去了山西后,他仅在怀庆地区展开了局部反攻。一度得势,但当多铎率大军抵怀庆后,农民军不足抵御,就撤退了。多铎率清军从孟津(河南孟津)渡黄河,经陕州(河南陕县),直驱潼关二十里外驻扎。

当李自成得知清军南北两路夹击的消息时,已感到自己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局面。原先的部署被打乱,他便与刘宗敏率部出西安,北行至洛川县,稍事停留,他在对清军的两路进攻作出估计。这时,吴三桂与阿济格军进展缓慢,短时间还不能来此,而潼关方面的形势却异常危急,这才决定赶往潼关增援。

潼关战斗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刘宗敏首战失利,延至次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几次进战,都被多铎部击败。这时,李自成得到北路清军已向西安推进的消息,被迫撤回主力,回师西安。守潼关的农民军将领马世耀被迫投降。清军于正月十三日,一举占领了潼关。《清世祖实录》,卷14,1~2页。这次战役是一次战略性的决战,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农民军再次遭到了失败。潼关一失守,西安失去屏障,已岌岌可危。

多铎率部于十六日离潼关,仅两天,便于十八日抵达西安。而李自成自料西安不能守,已于十三日焚宫室撤出西安,出兰田口,奔商州而去。西安遂为清军占领。《清世祖实录》,卷14,3页。当多铎占领西安时,还没见吴三桂、阿济格部一个人影呢!连多铎也不知他们已到了什么地方。吴三桂同阿济格、尚可喜军的战略目标是,出大同,渡黄河,会同蒙古兵,取陕北的榆林、延安,击陕西农民军之背。在途经宣府、大同时,把这两城镇的降兵尽数随征,“搜刮无遗”,兵力已达八万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284页。。但是,他贻误了进军时间。本来,他先奉命出征,却落在了后出征的多铎后边。因为他擅自出边,“至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枉道索取驼马,复转入边,以致逗留”。在多铎先取西安时,阿济格与吴三桂部“未知尚在何处”。为此他受到多尔衮的严厉斥责。《清世祖实录》,卷14,8页。阿济格略定宣府(宣化)和大同,招降唐通后,本应传令边外蒙古兵前来会师,他率所部则挥师南下,迅速渡黄河,当不误进军时间。可他擅自出边,进入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游牧地,随意索取当地驼马,然后转而入边,这一往一返,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迟至年底,他才率师由山西保德州(今保德)结筏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大顺军正迅速瓦解。新任命的保德州总兵官、降将唐通招抚了河堡营、唐家会下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永兴、神木、大柏油堡、柏油堡、葭州(佳县)等处农民军余部,皆归服清朝;《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97页。新任命的榆林总兵官、降将王大业,差人招抚了自响水至宁塞等十一营堡,“俱倾心迎降”。惟有榆林守将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坚拒相抗”,拒不投降。《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69页。榆林是陕西重镇,李自成令高一功镇守,企图阻止清军南下。这时,阿济格、吴三桂一时攻不下,眼看又误行期。“因西安事大”,他不敢滞留。十二月三十日,委派随同出征的大同总兵姜瓖为总督,率领唐通、王大业等降将继续围攻榆林,他自统大军南下。

唐通等自绥德赴榆林附近的双山堡,给高一功写了一封信,向他约战。顺治二年正月十二日,派人送去。十四日,高一功被迫撤出榆林。当天晚上十时左右,唐通率部直抵城下,天亮时,进入榆林城。十六日,姜瓖、王大业也来到这里,安抚百姓。数日间,返回城的男女不下一两万人《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97页。。安抚妥当,唐通奉命赴西安。

阿济格、吴三桂离米脂,南下绥德,直趋延安。李自成侄儿李锦率部坚决抵御,与清军相持不下。正在这时,高一功率部撤到延安,同李锦汇合,坚守延安。清军采取分道进逼,农民军无法支撑。坚守了20天后,被迫突围而走。延安为清军占领。由于在榆林、延安受阻,也是阿济格延缓进军的一个客观原因。

多尔衮斥责阿济格“逗留”缓进,对吴三桂却无损伤。因为阿济格是主帅,掌握一切战守之权。多尔衮也明白,他任命自己的长兄为帅,那些随征的汉官将自然听命于主帅。所以,朝廷只能批评阿济格,而不能涉及吴三桂等人。

尽管阿济格所部误了进军时间,毕竟给西安的农民军造成了腹背之患,由于该路的清军日益临近,李自成感受到了两路夹击的沉重压力,在西安已无法立足,他被迫决定撤离西安。这就给多铎部迅速占领西安创造了条件。

到二月间,多尔衮才接到阿济格发来的战报,据称:自入边,“八战皆捷”,攻下陕西州县4城、投降的38城,共获白银千两,马3290匹、460余只骆驼。《清世祖实录》,卷14,14页。

攻下西安后,清朝统治集团欢呼“大业已成”,即令多铎迅速整装,照原定计划,向江南进军,对南明弘光政权展开总攻击。征剿农民军残部的任务交由阿济格完成,指令他“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清世祖实录》,卷14,8页。。

阿济格自知已犯军律,奉诏后,不敢怠慢,会同吴三桂等,尾随李自成,紧紧追赶。三月追入河南,李自成拔营南下,奔向湖北,抵襄阳,进驻武昌。《绥寇纪略》,卷9,45~46页。此城本为新封不久的明将宁南侯左良玉的藩地,李自成来攻取时,他恰好率领本部人马离城,顺江东下,赴南京“清君侧”,讨伐福王的心腹大臣马士英。这场乱子是由辨识真伪太子引起来的。当自成入北京时,确实把太子俘获,后带往山海关,及至被吴、清联军击败后,太子的下落就无人知道了。一年后,这位大明的最后一个太子突然出现在浙江金华,很快被弘光政权得知,护送至南京。经明朝老臣和太监辨识,有说是真太子,有说是假冒。福王惟恐是真太子,害怕夺了他的皇位,也支持假冒的说法。而持“真太子”说的大臣就不敢再坚持了。福王下令严刑拷问,必使这个青年人承认假冒,以便斩草除根。消息很快传到各镇将耳中,议论纷纷。宁南侯左良玉确信此人系真太子,上疏请求“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爝火录》,卷9,420~422页。。福王批答,予以驳斥。左良玉不服,心中不平,而马士英又裁他的兵饷,进而激怒了他。他的部属都气愤不过,极力鼓动左良玉兴师问罪。于是,左良玉发布讨马士英的檄文,并率本部人马赴南京“清君侧”。武昌成了一座空城,自成毫不费事地进占了全城,改称“瑞符县”,驻留长达五十余天。

阿济格、吴三桂等随后尾追到武昌,把城包围起来。自成命刘宗敏、田见秀指挥五千步骑兵出战,结果又被清军击败了!在强大的清军的进逼之下,大顺军无心作战,大量逃亡,不少人投降了清朝。自成眼看武昌守不住,被迫弃城,继续向东撤退。四月初,清军与吴三桂部分水陆两路尾追至兴国州(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与大顺军遭遇,乘其不备,再次给予重创。大顺军沿江奔向江西九江。同月下旬,进至距九江四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清军随后追到,双方展开大战。清军攻破大顺军老营,李自成部众被彻底击垮,全军覆灭,他的大批将领或被歼或被俘,还有的投降了清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把自西安至九江追剿农民军的情况作了如下奏报:

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湖北钟祥)、荆州、德安(安陆)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竝(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湖北阳新县富水附近)、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兵尽力穷,窜于九公山……

阿济格在这份奏报中,具体地开列了在九江一战中所获得的战果:“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两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敏)并一妻两媳、自成养子伪义侯姜耐、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原明降将)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即宋献策)。”清军追剿李自成总计,“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嬴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又有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左)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共带大小船艘四万。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矣。”以上见《清世祖实录》,卷18,4~5页。

阿济格、吴三桂率部自陕西而南,转而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剿抚并用,拓地开疆,全歼李自成主力,收降南明左光先之子左梦庚及其大批将士达十万余众,缴获数以万计的军需和其他大量物资,取得了重大战果。特别是歼灭了李自成主力和俘获刘宗敏、宋献策等重要人物,是对农民军的致命打击,因而从根本上解除了清政权的一个心腹之患,也解了三桂的心头大恨。他为父报仇,向阿济格提出,把刘宗敏交给他,欲施千刀万剐,来祭祀其父的亡灵。阿济格不敢迁就这一要求,说:“国法规定,不得任意行刑。”他按照刑法规定,把自成的两位叔父和刘宗敏“斩于军前”。《清世祖实录》,卷18,5页;参见《流寇志》,卷14,226页。其他重要人物如何处理,阿济格、吴三桂的奏报中没有涉及。据信宋献策和左光先等都投降了清朝。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另见《清世祖实录》,卷40,5页。丞相牛金星父子也已逃跑,投了清军,其子牛佺(或铨)后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得到清政府的保护,安度晚年至死。《清世祖实录》,卷45,12页。据载: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劾奏“闯贼伪丞相牛金星从闯为贼,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逃,是王法所不宥者”。他还指责其子牛铨“同父为贼,今冒滥为官……”,要求将他们父子“立正国法,以快人心”。世祖认为,此奏“殊不合理”,指示给常若柱处分。

关于李自成的下落和最后结局,阿济格、吴三桂作了这样的报告:

在江西九江击败大顺军后,其余众“窜入九公(宫)山,随(遂)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方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清世祖实录》,卷18,4页。

阿济格、吴三桂的报告是不准确的。他们从降卒的传闻中得知自成自缢而死,当找出认识自成的人去辨认其尸时,因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识,便又不敢肯定自成或死或逃,所以才表示再作进一步察访。

其时,李自成确系已死。究竟死于何处、何时、因何而死,史书记载最为分歧,今人对此亦论断不一。以死地而言,有通城、通山、辰州、新昌等说法;以死的时间而言,有顺治二年四月、五月、六月、九月《明史·李自成传》,卷309。等说法,有的甚至定为顺治三年,乃至康熙年间。除此,还有未死之说,认定李自成出家当了和尚,则有五台山、武当山、湖南石门夹山寺、野寺(湘黔交界的清水江之畔)诸寺庙为僧的种种奇说轶闻。所有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考史书各说及今人的深入考证,可以确认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

李自成之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李自成在兴国州(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被清军击溃后,他自率约3万人的部队向西南方转移,中途将此部队交由“他贼统之”,奔向江西。而他自己只率18骑(有写20骑,有写28骑等),直插通山县,计划翻越九宫山到江西,与大部队汇合。九江大战,大顺军溃败,刘宗敏等重要骨干被俘,显然战斗时,李自成没有在场。因为他与少数亲随自走一条路,目的也是为了迷惑清军对他的追击,因此暂时躲过了九江之战的劫难。可是,当他来到通山县九宫山下,路经李家铺河滩时,厄运突然而迅速地降临在他的面前!

自成在李家铺饮马时,不曾料到清军突至,慌忙迎战,边战边逃。他的随从瞬息间败亡已尽,他只剩下孤身一人,单骑逃脱,他沿着九宫山迤西一线羊肠山路向江西宁州方向逃去。他慌不择路,经小源口,误入葫芦造。从九宫山口的李家铺到小源口,约35里,再前行七八里,便是长约两里许、两边山势峭壁、中有一线之通的葫芦造。自成从这条无人迹的沟中走出,面前有一岭,叫牛迹岭。他必须翻过此岭。正赶上大雨滂沱,他只好下马,用手牵着,步履艰难地一步步登岭。他从岭上下来,已疲惫不堪,还要翻越小月山。山下就是山里朱寨,是程姓的聚居地。自成突然出现在山里朱寨墙外,惊动了山下程姓族人。就在这时,源口寨乡勇头目程九百领着一群乡勇,翻过小月山,前来追击李自成。因为到处是崎岖的山路,无法骑马,程九百就与李自成以手搏斗,两人厮打在一起,滚到泥潭之中。自成已占上风,坐到了程九百的臀下,想抽出腰刀杀死他。刀原有血渍,鞘又灌进了泥水,抽不出来。程九百拼命呼救,他的一个外甥姓金,适巧赶来,便举起铲,照定自成头部,狠狠一击,自成当即遇难身死。这正是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日。关于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详见《荒书》、《弋闯志》、《通山县志》等书。转引自童恩翼:《李自成通山之死实地考察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该文对自成死地和死时等均作了令人信服的考察。

一代英雄,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就在阿济格、吴三桂的穷追之下,终于牺牲了生命!尽管吴三桂没有直接杀害李自成,但他对李自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吴三桂自顺治元年十月下旬出征,到下令班师之日即二年六月,已达八个月。以八个月的时间,剿除李自成农民军二十余万,并导致李自成之死。他奉献给清朝的功绩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们行军路途最长;也最艰苦,除了前段延缓进军速度,其后可谓进展神速,不容农民军喘息和休整,直至把他们彻底打垮而后快!消息传到北京,举朝兴高采烈。多尔衮在给阿济格、吴三桂及众将的贺信中,给予高度赞扬,其中说:“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可谓劳苦而功高矣!”这大概不是客套话,倒是反映了此次出征的实况。鉴于李自成主力被打垮,多尔衮准许阿济格、吴三桂率部从九江班师,得胜还朝。《清世祖实录》,卷18,8~9页。

八月四日,吴三桂自战场返回北京。照理阿济格获此大胜,需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但他屡次违犯军令,多尔衮取消一切仪式,派人通知他们,“至午门会集,俱各归家”《清世祖实录》,卷20,3~4页。。真是冷冷清清,无一点欢迎的气氛。这与此后不久多铎班师回京,顺治亲出迎南苑、设旗奏乐、隆重欢迎成了鲜明的对比。《清世祖实录》,卷21,5页。十日这天,吴三桂同阿济格及其他出征将领进宫朝见顺治皇帝,特于午门内赐宴。然后,赏给吴三桂、尚可喜绣朝衣各一袭,马各两匹,以下将领包括蒙古各部随征的将领,都赏赐了数量不等的金银衣物。《清世祖实录》,卷20,4~5页。特别是对吴三桂,更是另眼看待,进封为亲王!这是吴三桂所想不到的。与吴三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这路军的主帅阿济格,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受到申斥,被议罪,削去王爵,降为郡王,剥夺王爵所属仆众,“量给人役”,还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0,11~12页。因为他擅自出边,夺取驼马,误了行军时间。还有个别生活小事,也被揭出,都作为他的错误而加重了处罚。多尔衮处罚了阿济格,却对吴三桂、尚可喜不予追究,仍给予赏赐,跟随多铎出征江南的孔有德、耿仲明与之相比,却又少得多。《清世祖实录》,卷21,9页载:孔、耿各得金一百两,银各一万两,马各两匹,还有貂裘、蟒缎、朝衣各一袭。没处罚他们,多少还赏赐一点,这已经很宽大,甚至很优厚了。从这件事,可看出多尔衮等对汉官的尊重,对他们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策。

阿济格出征万里,所至克捷,主要是靠了吴三桂、尚可喜的汉军的力量。官方虽没有披露这方面的材料,可以想像到,吴三桂及其部队实力相当雄厚,很有战斗力。而他跟李自成有杀父之仇,更促使他以加倍的力量来打击农民军。

征剿山陕,穷追农民军,置李自成、刘宗敏于死地,是继山海关大战之后,吴三桂为清朝建树的又一功勋。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