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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8章 请兵进缅


永历君臣自云南腾越州逃跑,于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囊木河,进至中缅边界,离缅甸只有十里。缅人派兵守关,防守边界。黔国公沐天波先入关晓谕。沐氏世代守云南,云贵各土司,远至缅甸,无人不知,无人不敬重。缅人一见天波至,都下马罗拜。待天波说明事情经过,缅方同意永历入境。但他们提出条件,“必尽释甲杖,始许入关”。永历只好同意,他的卫士们和中官及随从人员,凡有武器弓、刀、盔甲、器械都从身上解下,丢至关前,多如“山积”。永历和从员被彻底解除了武装,才被接纳入关,赤手空拳地进入缅境。[明]刘茞:《狩缅纪事》,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二月二十九日,永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达蛮莫,缅方当地官员思线前来迎接,礼仪周到,谦恭友好。他们由蛮莫继续前行,至大金沙江时,已是三月初二日,缅甸国王仅派4条船迎接。因为船太少,永历选取从官646人,命他们各自买船,走小河,其余900余人,马940余匹,由陆路前进。永历离腾越时,还有将吏士卒4000余人,但在撤退的途中,纷纷逃跑,有些人病死,现只剩下这1500余人了。三月十八日,永历乘舟至井梗(又写作井亘)暂驻。缅甸国王大起疑心:“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发兵袭击,明将吏伤亡不少,其余被缅人强逼分到各寨住户人家,供其主人役使。这些享尽福禄的权贵们受不了污辱,气愤填胸,像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通政司朱蕴金等人都自缢死于树上。活着的人,资财都被劫夺,穷困无归,在江上漂泊,被暹罗(泰国)人发现,愿招他们去暹罗。以明宗室岷王之子为首的80余人,便投到暹罗去了。以上见《狩缅纪事》,8~9页、《也是录》,211页;参见《永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卷19,29页、《云南备征志·故实》,卷19,2页。

迟至五月四日,缅甸国王才派官员并备两只“龙舟”,吹打鼓乐,前来井梗迎接永历。次日动身,八日到达赭。缅方把永历和他的所有随从人员都安置在这里,建草房十大间,外面“编竹为城”,作为永历的宫垣。其他将吏“自备竹木”建房,为其栖身之所。每天派百余名士卒“更番护守”。《狩缅纪事》,10页;参见《明史·诸王传》,卷120,8151页。

永历和他的随员在赭过起了流亡生活。开始,缅方还供应食物,没过多久,供应日渐减少,因而度日十分艰难。永历又患了腿疮,“旦夕呻吟”,焦思万虑,愁肠百转,一筹莫展。邓凯:《求野录》,212页。然而,随从文武诸臣多“日以酣歌,纵博为乐”。缅民前来贸易,文武官短衣跣足,混在缅甸的妇女中间,“席地坐谈”,“呼卢纵酒”,毫无顾忌,大失体统,不以为耻。永历派各官每夜轮流巡更,他们便各找知己伙聚,“张灯高饮,彻夜歌号”。中秋之夕,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到王维恭处饮酒,命带来的艺人唱戏。此艺人很明事理,不禁涕泣,说:“皇上近在咫尺,王体违和,此何等时候,还欲行乐,我虽是小人,不敢从命。”王维恭大怒,拿起竹杖拷打这位艺人。哭喊声惊动了永历,传旨禁止,王维恭才不敢行凶。又有蒲缨与太监杨国明开场赌博,永历十分生气,命卫士捣毁赌场,但他的旨意谁也不执行,“争赌如故”。以马吉翔为首的一伙人,继续把持这个流亡政权的朝政。本来,他们已无公事可办,仍在这个流亡政权中操持一切。九月间,缅甸国王提供新收获的稻谷,永历指示,分给从官中生活困难的人。马吉翔却据为己有,私自分给与自己亲近的人。诸臣纷纷不平。总兵邓凯大声斥责:“时势至此,还敢蒙蔽皇上,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马吉翔恼怒,命他的人将邓凯“掀跌阶下”,将脚摔坏,差点摔死!马吉翔专权,坑害良善,不一而足。永历小朝廷被逐出中国,流亡缅甸,已是国破家亡,身在异域,尚醉生梦死,党争伐异,真是腐败到了何等地步!难怪缅甸一些老成官员私下感叹:“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以上见《狩缅纪事》,10~11页;参见《也是录》,212~213页,《行在阳秋》,卷下。

再说李定国自磨盘山败后,收拾余众,没有赶上永历一行,又想到君臣俱死无疑,不如另做打算。他听说白文选在木邦,便去找他,说:“主上入缅,敕汉兵入关。我若深入,恐生不测,万一北兵(指清兵)有警,此地无险要可御,莫若妥择边境,屯集作后图。”文选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永历左右无重兵,欲单身前去护卫。两人意见不合,定国率所部从孟艮抵猛缅驻扎,招集流散各处的溃众,声势稍振。《小腆纪传·李定国传》,卷37,364页。参见《三藩纪事本末》,卷4,73页。

定国走后,白文选率将士入缅甸,寻找永历。兵临阿瓦城,距永历所在井梗仅60里。缅甸王派人通知永历,汉兵四集,请下令阻止。诸臣集于永历舟前会议,要求与白文选联络。总兵邓凯、行人任国玺请行。大学士马吉翔专权,害怕他们向文选揭露他的罪过,极力阻止,暗中向缅甸人说:“此二人无家,去则不还矣!”缅甸不准行,又不告知文选确信,文选只好退兵。《小腆纪年附考》,卷19,27页。

永历的一些将吏以缅甸不是久居之地,想要离开,另谋出路。黔国公沐天波、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在一棵大树下,商议离缅甸之计,便邀来马吉翔同议。沐天波等提出,到户腊、孟艮等处,找李定国,“尚可图存”。马吉翔惟恐投到定国军自己失去权势,反对离开缅甸,说:“如此,我不复与官家事,诸公为计可耳!”沐天波三人一听,默然无语,起身散会。《小腆纪年附考》,卷19,29页。

接着,咸阳侯祁三升持定国之命,率师来请永历出缅。缅人要求永历予以阻止。有的就劝永历:这正是我君臣出险的一个好机会。马吉翔又出面阻止,请派锦衣卫丁绸鼎、考功司杨生芳前去,向祁三升传达永历的敕令:“朕已航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捧敕痛哭,以为永历真的航海到福建去了,下令退兵。邓凯:《求野录》。马吉翔不惜用欺骗把祁三升骗走了。他为杜绝李定国、白文选再来缅甸迎请永历,竟给把守关隘的官员下了一道命令:今后有一切官兵来,都给我杀了!邓凯:《也是录》。

当李定国、白文选确知永历并没有离开缅甸时,通过各种途径,或派人、或收买缅甸人屡次向永历转达奏疏,敦请他尽快离开缅甸,特别是李定国前后奏疏三十余道,半为缅甸人所得。但缅甸扣留奏本,也不放永历走,实际上,已把永历君臣扣留起来。顺治十七年七月,文选率兵入缅,至阿瓦城下,迎接永历。缅甸国王要求永历予以制止。但永历诸臣“燕雀自安”,不想再回到清兵占领下的云南,担惊受怕,不如在缅甸更安全。所以,答应了缅方要求,“草草与之敕,令毋进兵”。文选不相信这是永历的本意,坚持迎请。缅方拒绝。于是,文选下令攻城,眼看城将攻破,缅人急中生智,答应三天后让永历君臣离缅。文选退兵十里等候。三天后不见动静,才知道受骗上当,又发动进攻,而缅人已加强了防御,文选的进攻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失败,文选望城痛哭而去。《小腆纪传·白文选传》,368页;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20,3页;《三藩纪事本末》,卷4,74页。

文选遭此失败,心中愤懑,必伺机再采取军事行动。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初,他约会李定国攻缅。这时,定国已攻取孟艮,又招集庆国公贺九仪及其部众万人,“军声复震”。文选自木邦的南甸发兵,途中与定国会师,他们决心此次必攻克缅甸,救出永历,“以成恢复中原之举”!他们先以计取。收买缅人,给永历送去密信,其中说:“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则生内变也。谕令扈从出关方为上策,何诸臣泄泄不以为意也!”敦请永历速决。永历回信慰劳。文选派人造浮桥,以迎永历。他们的营地距永历居地才六七十里,以为此举必能成功。不料被缅人侦知,将浮桥毁掉。定国、文选见此计不成,便发动进攻。

缅人集兵十五万迎战于锡箔江。缅兵拥有巨象千余头,兼有枪炮,横阵二十里,鸣鼓震天,呐喊进战。定国、文选兵不及缅兵的十分之一,武器惟有长刀、手槊、白棓而已。定国激励部众奋战,大败缅兵,被歼灭者以万计。定国、文选挥军,渡过锡箔江,临大金沙江,准备渡江袭击阿瓦城。

四月间,定国向缅人发出通牒,要求借道入觐永历,并提供象马粮糗。缅甸断然拒绝,据险设炮,加强防守,把江船烧掉,使明兵无法渡江。定国等动员士兵设厂造船。缅人以大量军队正面牵制明军,又别遣奇兵偷袭船厂,将已造的船全部烧毁。明军渡江不成,对峙下去更难,一则缺粮,一则疾病流行。军中携带家属,老幼皆有,受到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兵士与家属相继死亡。坚持月余,仍被阻于大金沙江之畔。不得已,除了撤军,别无良策。定国回军,行至亦渺赖下,暂作居住之地,文选退回到锡箔江据守。以上见《求野录》、《小腆纪年附考》,卷20,5页、9页。参见《三藩纪事本末》,卷4,74页。

永历君臣是在吴三桂穷追不舍的情况下,仓促之中,猝然决定入缅的。永历的本意,大抵是想作暂时的避难。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的一朝皇帝,他不能久居异国,总是要回来的。谁料他的多数从臣并不想回国,以马吉翔为首的一伙人,从出于控制永历、独掌大权的卑鄙目的出发,一再阻挠永历离开缅甸,想方设法割断他与李定国、白文选的任何联系。缅甸方面,也毫无道理地不放永历走。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马吉翔挑拨和煽惑缅人,鼓励了他们扣留永历。所以,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等与缅人屡经交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终达不到目的,直到永历被杀,这些亡国忠臣也未能再见上他一面。

永历和马吉翔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此去缅甸不回,竟招致杀身之祸,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正当李定国、白文选与缅甸纷争之时,在边境的另一方,镇守云南的吴三桂正在向朝廷请兵进缅,力图消灭他们。

三桂请兵进缅,还得从裁撤军队说起。在云贵大规模战事结束后,顺治十七年,朝廷准备将云南的满洲八旗兵撤还京师,五万绿旗兵拟裁去两万。因为把大批军队留在云南,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据户部统计,在用兵期间,云南一省每年的俸饷银高达900余万两。《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以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国家征收的课银为例,分别为2666230两《清世祖实录》,卷130,17页。、2716816两《清世祖实录》,卷144,19页。、即以国家两年的“课银”收入也抵不上云南一年的军费开支。如按顺治十五年以前的收入来计算,相差更为悬殊。其他各省驻军无处不需要军费,朝廷如何能负担得了!

云南的沉重军费负担,已引起朝廷的忧虑。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他指出:“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他认为,应把驻云南的满洲兵移驻湖南,以减轻国家对云南的军费负担。《清世祖实录》,卷136,4~5页。自清军入关以来,无日没有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加之清入关前明朝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清接手这个烂摊子,财政相当困难。继季振宜此奏之后,户部于顺治十七年五月又一针见血地说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特别提到云南兵多,已使国家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户部报告说: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

无论朝廷重臣,还是地方大吏,都强烈呼吁,只有撤军、裁军才能使国家的财政负担有所减轻。

截至顺治十七年五月,吴三桂的兵到底有多少?幸好清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准确的数字。在上面引述的户部奏疏中透露:“云南平西王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包括归降的南明兵与农民军)共六万名。”两项合计,共七万人。《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三桂在进军云贵过程中,收编了数以千计以至万计的降卒降将,都隶属他的统率之下。这些人特别能战斗,堪称雄兵猛将。再加上他从辽东带来的将卒,也是一支能战斗的部队,成了军中的骨干部分,“素称精锐”。他的军队既多,又能打仗,是一支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除此,在云南还驻扎了不属于他统领的满洲八旗兵,如信郡王多尼平南将军卓罗等部、洪承畴部,与三桂兵合计,总数可达十二三万。这对于云南省来说,是无法养活这么多军队的。户部提出的报告,引起世祖的重视,以为此事为“国家要务,关系重大”,要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速奏”。

以军事起家的吴三桂,自然不愿意裁减他的军队。为此,他向朝廷申辩:“边疆未宁,兵力难减,宜如旧时。”说“边疆未宁”,也是实情。李定国、白文选还隐蔽在中缅边境伺机出击;永历作为明朝的象征,政治的偶像还存在,有卷土重来之忧。但他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对付他们,是不需要数万大军的。三桂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朝廷动他的一兵一卒!三桂明白,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威望,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庞大军队。

三桂的心腹将领、副都统杨珅出了个主意:以先除永历,“绝人望”,使裁撤军队之议不能实施。《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正是洪承畴所密授的“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计,此刻即以剿灭永历为名,动用军事力量,就能保证军队之数不致裁减。

吴三桂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吴三桂奏疏日期,《逆臣传》、《清史稿》等书只载顺治十七年,不具月日。《清世祖实录》,卷134载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条下,《庭闻录》则记为二月二十日,前后相差近两个月。三桂请兵进缅前后两疏,此记似将第一疏日期二月二十日误为第二疏四月二十二日之期。,向朝廷提出进兵缅甸、殄灭永历的奏疏。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逆臣传》,以及《清史稿》等都载有这篇奏疏,但都是摘记,且有改动,惟《庭闻录》记录最详,系原疏照抄。为了解该奏疏全貌,也便于分析三桂此时的基本思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臣三桂请进(兵)缅(甸),奉旨: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无强行”;再则曰:“斟酌而行”。臣窃以为,逆渠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是滇土虽收而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军费浩繁,睿虑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忽(忍)以此贻忧君父!顾臣向请暂停进缅者,益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食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日内重而外轻也。乃拜疏之后,果有元江之事(指上文提到的沅江土司那嵩之叛)。土司遍地动摇,仗我皇上威灵,一举扫荡。由此蓄谋观望之辈,始知逆天之法难逃,人心稍觉贴然。然逆渠在边,终为隐祸,在今日内缓而外急也。

臣恭承上谕,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务必筹划,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疎,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臣请毕陈其说。

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惑众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跟,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

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

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

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磬,市中米价巨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纳,岁岁输,将民力尽用(于)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

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尊奉行事。

臣拟今岁八月间,同固山额真卓罗统兵到边养马,待霜降瘴息,大举出边,直进缅国,明年二月,百草萌茅,即须旋师还境。但自省城边上,一路粮草,应于云南设法支给,又在边上养马,必得四、五十日,尽力喂养圆膘,须供得两月路程,方可行动。出边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粮。臣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猓猡兵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余万口。以在边养马,出边捐粮,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约该米七万余石。此内如投诚官兵与随带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给月米,节次题明。又经户部拨给官兵(顺治)十六年饷银在案,今应一例随军支给粮饷,其余绿旗、苦特勒原不支粮,今出兵远征官兵,必带苦特勒随往边外,无粮何以养活?应于出边之日为始,将苦特勒照例给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有土司猓猡目兵,原未食粮饷,应于调到之日,照例给米,并酌给盐茶、银两与所带苦特勒一例给米,以励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两项虽算在十万口之内,但原非食粮之数,米系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粮,又在到边七万石之外。此盖就出边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马匹仍须牧放,积下一月口粮,在边接济,大约前后共得十万石。此项粮米,不敢外请,发银专待户部。原议拨给云南十六年买米银两,并十七年俸饷、豆草银两,催解到滇,臣分发到边上召买,以备支给,另行开销外,至于满汉约共有马六万余匹,作喂养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麦三色兼搭,每马日得仓升八升,共该二十四万石,若以今市价论,需银无数。如谷熟收之日,市价稍平。臣大约酌量米、豆、大麦各价不等,多少牽筭,每斗约作八、九分,该银二十余万两,又马日支草二束,共该六百万束。若以今日市价论,每束该七、八分一钱不等,需银甚多,俟秋成后,臣鼓励士民召买,每束量给草价、脚银二、三分,约该银十七、八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庭闻录》,卷3。

三桂这篇奏疏,洋洋千余言,既形于辞色,又讲求实际,尤其是“三患二难”说,更具说服力,读来顺理成章,使人强烈感到,进兵缅甸,消灭永历,势在必行。

在云南基本平定后,兵部曾密令三桂等追入缅甸,剿除永历,“以靖根株”,特指示洪承畴“相机布置”。承畴目击云南“凋敝景象”,当地土司及降卒“观望”,人心不稳,不可操之过急。再说,大军如穷追进缅,惟恐李定国等号召土司、降卒复叛,袭清军之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先安内,乃可剿外”,今秋冬(顺治十六年)暂停进兵。三桂的这道奏疏,也透露了他与承畴持同样的意见,曾向朝廷作了解释。朝廷议政王大臣会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暂停进兵。《贰臣传·洪承畴传》。但从这道奏疏中,又明显地看出,在此之前,即在暂停进兵之后,三桂改变主意,力主进兵缅甸,已有进兵缅甸一疏,内中引用世祖对前一疏的批示即是明证。《逆臣传·吴三桂传》载此疏内称:“前者密陈进兵缅甸事,奉敕曰:‘若势有不可,慎勿强。……’”显见在此疏之前,已有一疏,但各书均不见载。这道奏疏,不过重申了前疏的意见,并提出了他的更为具体的用兵方略。他计划用兵包括征用当地土司的士兵十余万、征用战马六万余匹。诸凡兵士粮饷、马匹、草料、运输费用,共用银两百二三十万余两。这个数字,对于财政相当困难的朝廷,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在原有支出云南军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开支。三桂的这一长篇奏疏就是请兵请饷。费用浩繁,不能不引起世祖和廷臣们的慎重考虑。

世祖读过此疏,没有马上表态,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两部“速议”,拿出意见来。《清世祖实录》,卷134,20页。

过了七天,四月三十日,议政王大臣及户、兵两部将会议结果上报世祖:“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永历在缅,伪王李定国借以蛊惑人心,相应进剿,其现在云南满洲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至于兵马钱粮,所需甚多,不惜措处维艰,亦万难即运至滇。目前应用草料,敕该藩设法措办,务使兵民两利。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三百三十万两,已经催解,其已解到者,听该藩支给进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饬各督抚星夜解往,以为接济。”《清世祖实录》,卷134,22页。

大臣会议的意见,明确地表示,同意进剿缅甸,但同时也指出,最大的难处是兵马钱粮,不能满足三桂所开列的数目。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首先责成三桂“设法措办”,再是户部已调拨本年度大部分饷银,作为接济,此项银两也由三桂负责支给进征兵丁。

世祖接到这份报告,没有做出批示,却很快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同三桂“面商机宜”。

朝廷内外,关于云南撤兵与进剿,却有不同意见。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认为:“云南宜先守御,而守御专任平西一藩(指三桂),应分该省之满兵驻扎湖南,相机接应。”《清世祖实录》,卷136,5页。把满洲八旗兵撤到湖南,其意是减轻云南的粮饷负担,也减轻了朝廷的财政压力。都察院上奏,说:“云南旗兵,粮饷不足,请以一半暂驻,一半撤回,可省军需数万。”如果三桂兵力因此而减弱,可把靖南王耿继茂部由广西移到贵州驻防。《清世祖实录》,卷137,11页。还有,此前户部也认为,云南应撤兵,裁减部队。议政王大臣会议,都逐一地否决了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坚持认为:“滇逆未靖”,驻守云南的所有部队,“不便议撤”。《清世祖实录》,卷137,11页。又说,广西是要地,贵州地方险窄,靖南王不便移藩至贵州。《清世祖实录》,卷137,18页。

三桂留兵不撤及进兵缅甸之议,由于得到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的一致坚决支持,终获世祖批准,即使靡费军饷,耗资巨大,但为江山永固,也在所不计了。后来,乾隆皇帝对三桂请兵进缅事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立意殄灭由榔(永历),‘三患二难’发自三桂;檄缅甸,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划。然其筹划岂实为我国家哉!三桂之必欲灭由榔,实犹近日之阿睦尔撒纳之必欲灭达瓦齐,则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小腆纪年附考》,卷20,15页。

顺治十七年八月,在学士麻勒吉、石图同三桂密筹,并返回报告后,世祖颁布命令,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部往征李定国,与吴三桂“相机征讨”。《清世祖实录》,卷139,16页。爱星阿,姓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清朝开国勋臣扬古利。顺治八年,世祖为追念扬古利的功勋,授予他领侍卫内大臣职。在批准吴三桂请兵入缅灭永历时,特命他与三桂共同进征。同时,又命都统卓罗、郭尔泰、逊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恩哈、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随征。《清朝先正事略·爱星阿传》,卷2,17页。世祖指授爱星阿等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以下内容,同以前的敕谕一样,强调军纪,执行朝廷既定政策。《清世祖实录》,卷139,16~17页。

这一命令是颁给爱星阿的,但同时也向三桂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三桂还没接到这个命令,又上了一份奏报,请兵剿贵州土司。据他们的情报,贵州水西(黔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最近听说杀牲畜祭鬼,“将为不轨”。马乃土司酋长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修造武器,“逆行已彰”。乌撒土司安重圣“亦反侧叵测”。他想要“先发制人”,“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以此来“伸国威者也”。《清世祖实录》,卷139,22页。

征伐之令出自天子,须请示朝廷批准后方可用兵。本来水西等土司已归降,三桂却说他们欲图谋不轨。所列证据,还看不出有“谋反”的明显迹象。三桂都要“先发制人”,对这三个土司大张挞伐,再次征剿。三桂的目的,不过是制造“敌情”,给世祖和廷臣们造成一个印象:云贵的形势又有反复,不仅云南不安定,连贵州也岌岌可危,以此来催促朝廷准他用兵。廷臣们并没有认真核实“敌情”,仅听他之言,即建议从其所请,令其“悉心筹划,相机歼剿”。世祖也马上批准了。《清世祖实录》,卷141,3页。三桂又取得了用兵权,在贵州、云南边境一带再一次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过了不久,顺治十八年三月,吴三桂送来了战报:“擒获龙吉兆,克平马乃土司。”《清圣祖实录》,卷2,4页。此次战役,历七十余日才破其寨,将龙吉兆、龙吉佐兄弟一并擒获。三桂对兄弟俩进行了审问:“为什么要谋反?”兄弟两人说:“我受(明)国恩三百年,仗义守死,何名为谋反?”三桂厉声斥问:“难道不怕死吗?”兄弟俩倔强地说:“我两人尽忠而死,难道不贤于你不忠不孝而生吗?”两人同声斥骂不止。三桂大怒,命割去舌头,然后斩首处死。《小腆纪传·龙吉兆传》,卷35,351页。

吴三桂镇压了马乃土司,朝廷把它改名为普安县,设知县一员,分设土司巡检,准令世袭。《清圣祖实录》,卷2,4页。这次军事活动刚刚结束,三桂全力准备进缅。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