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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1章 猜忌日深


吴三桂自受命镇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始终。

云贵原为明朝黔国公沐氏世守的故地。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氏始祖沐英即受命镇守云南。沐英,定远(安徽宁远)人,十余岁时,被太祖朱元璋收养,一度改姓朱。长大后,随军出征,屡立功勋,深得太祖信任。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南征云南时,他已是一员重要的战将,智勇双全,从元朝手中夺取了云南。战争结束后,太祖就把他留镇云南。元朝余部和仍受元朝影响的少数民族不时策动反抗活动,都被沐英逐一平定。沐英威镇四方,云贵局势日愈稳定。太祖非常满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南京,太祖赐宴奉天殿,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临别时,太祖用手抚了抚沐英的肩背,亲切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表示了对沐英的完全信赖和期待。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病故,追封黔宁王。自沐英死后,其子沐春袭爵,沐春死,无子,其弟沐晟袭爵,始封黔国公。从沐晟后,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准许他们的子孙继续世袭黔国公爵位,镇守云南。《明史·沐英传》,卷126,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云贵真正成了沐氏子孙世袭的领地。自朱元璋开始,重建同姓诸侯王,沐氏虽生前都不得封王,但其地位同朱氏诸王无别,而且世袭不变,这在明朝可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作为异姓的沐氏,享国最久,竟与朱氏诸王一样,跟明朝相终始。从朱元璋在世时的第一代沐英,到崇祯、南明永历两朝的沐天波,已历十二代。前文已交代,沐天波随永历避难于缅甸,又遇害于缅甸。永历被俘,南明亡国,沐氏爵位与世袭也随之而烟消云散。《小腆纪传·沐天波传》,卷20,214页。

明朝允许沐氏世守云贵,那么,清朝是否也允许吴氏世守云贵呢?这的确是个谜。朝廷在任命三桂镇守云南时,洪承畴就曾援引明朝沐氏世袭云贵例,建议命三桂世守云贵。这很符合三桂的愿望,因为给他这一块土地,已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也符合清朝入关时许诺的裂土封赏的条件,他对此感到满意。他期待他的平西王爵可以世代传下去,让吴氏子子孙孙永享富贵。这是三桂镇守云贵的基本想法。因此,他开始苦心经营,积敛财富,广殖田产,大建宫室,他的亲属部将也都营建家室,以为永久之计。这时,还看不出三桂有阴怀异志的迹象。康熙曾说“三桂蓄异志久”《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3页。;一些史书也说他“不轨之志,固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这都是在吴三桂叛清事后对前因的一个推测,而清朝要撤藩,便不能不找个借口。现今某些论著也都这样认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桂的愿望如此,然而,他对朝廷有朝一日改变政策不无担心。在洪承畴离云南时,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已透露了他的心事。三桂并非是一介武夫,他对历史颇为熟悉,像“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惨剧,他应该有所记忆。历代许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大肆屠戮功臣宿将。这就如打猎一样,鸟打尽了,再好的弓箭也没用了;抓到了兔子,猎狗就成了多余,不如与兔子一起杀掉吃肉。三桂一想到这一幕幕惨剧,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怀‘藏弓烹狗’的虑深”《庭闻录》,卷4,11页。,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割。

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从表面看,清在入关前,就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对满汉文臣武将一视同仁。其实不尽然。凡属征伐,满族贵族掌兵权,政府六部首脑,皆以满官为头。处于一般地位的汉官,朝廷还可放心,但身处显位又掌握军队的汉将就不同了。朝廷对他们是放心不下的。既要用他们,还给予必要的监视和控制,体现了朝廷对汉官汉将政策的两重性。采取留子(或亲属)于京师的办法,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控制。汉官中权重位宠的,莫过于三桂及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当他们长驱南下后,三桂把长子吴应熊、尚可喜把三子尚之隆、耿继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先后把二子昭忠、三子聚忠送京师,入侍世祖。康熙七年六月,尚可喜又主动把长子尚之信送来“入侍”圣祖,受到皇上的嘉许。《清圣祖实录》,卷26,14页。朝廷明里给这些入侍的子弟以优厚的地位,都招为额驸,极示笼络之意;实则暗里将他们当作人质。三桂等人的儿子掌握在朝廷手中,不敢心存叛逆之念,只能小心谨慎地尽忠于大清王朝。

朝廷与三桂等人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平吴录》,3页。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三桂报告;《庭闻录》,卷6,5页。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庭闻录》,卷4,13页;《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朝廷与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当然,朝廷尽量做得不让他们觉察出朝廷的疑心。可是,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大局稳定,朝廷便发现手握重兵的这几个异姓王对它是个潜在的危险。这种担心与日俱增。朝廷的疑虑,很快就被朝中个别大臣一语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给朝廷敲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三桂,直言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逆迹未显,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是不敢轻易触动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圣祖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

虽说朝廷处分了参劾三桂的官员,但从皇帝到朝中大臣们不会无动于衷。历代凡武将权重,威望超过了皇帝,制造叛乱夺权的事件,已不是个别事例,而眼前面对这几个强大的异姓藩王,不可能熟视无睹,只是时机未到。再说南疆还不安定,朝廷还非常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巩固它在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杨素蕴等人受到严厉处分,不是说得不对,而是发之太早,惊动三桂等人,会把事情弄糟的。显然,朝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清圣祖实录》,卷4,15页。、调张勇为宁夏提督《清圣祖实录》,卷23,29页。、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朝廷重新调整两营将官的任命,改换驻地:命云南广罗总兵官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官、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官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官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官、云南“义勇”中营总兵官王会为广罗总兵官、“忠勇”后营总兵官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官、贵州思南总兵官王平为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5,15~16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1,10页。康熙八年三月,又把贵州平远(比喇)总兵官赵良栋远调山西大同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8,12~13页。

朝廷把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启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霑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8,7~8页。

几经朝廷调动,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朝廷采取某些组织措施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三桂的严重不安。

三桂手下有个浙江人,叫吕黍子,他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平吴录》,4页。

吕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韬晦之计。就拿刘备来说吧,当年他寄篱曹操之下,惟恐志向被曹操识破,便装得整天无所事事,以莳弄园田自娱。吕黍子让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三桂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朝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拿出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朝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三桂立即请求朝廷,将云南省的额兵进行裁汰。他计划裁去额兵7200名,其中将1800名兵士调到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实裁兵士5400名。应裁将官,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1员、参将1员、游击1员、千总2员、把总4员。三桂还要求,把他的“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他要求裁军,正符合朝廷的本意。兵部讨论了他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圣祖批复照准。《清圣祖实录》,卷15,12~13页。

三桂自请裁去了5000余名士兵,不过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他的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

正当朝廷不时以疑虑的目光注视云南时,又发生了有人给吴三桂“上血书”的事件。上书的人,名叫查如龙,他原是南明弘光政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至康熙初年,他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他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他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册,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

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华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刘献延:《广阳杂记》,卷4,178~179页。查如龙写血书,与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三桂题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三桂题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平吴录》,4页。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

圣祖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清圣祖实录》,卷22,10页。

刚亲政的康熙已作出明确的决断,原则上表示同意三桂的请求,他所要求吏部的,是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如何管理两省事务,要拿出具体方案。

圣祖批示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很快议定:“应将该藩(指三桂)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两省)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吏部)题授。”圣祖当即批准。《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

到康熙六年,三桂已满55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衷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怏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平吴录》,4页。

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三桂。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皇帝已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做臣子的是不敢再另有要求的。卞三元等人的疏言有忤皇帝意旨,按说轻则受申斥,重则要丢官!出乎意料的是,圣祖没有动怒,特作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圣祖的口气相当平和,丝毫也没有责备之意,解释也颇合情理,主要还是从爱护和关怀三桂出发,才批准了他的请求的。圣祖还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如遇有军事,仍由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圣祖很明智,因为他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三桂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不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圣祖的一番温言细语,卞三元等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也担心引起三桂的怀疑,便马上进行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清圣祖实录》,卷25,10页。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父亲三桂,又一次表示出朝廷对他关怀备至。《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命应熊出京探病,足以安慰三桂。在这方面,朝廷既显出胸怀大度,符合人之常情,还不透露其怀疑,仍然信赖如常。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清圣祖实录》,卷34,8页。应熊探病后,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仅据《清圣祖实录》,自康熙六年辞去云贵总管后,《实录》极少载三桂事,而直接记录几乎绝无。由此可见,三桂政事已大为减少,军事活动也基本停止。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三桂的将士。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平吴录》,5页。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平吴录》,5页。

朝廷与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满汉关系来看,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满族贵族的统治还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朝统治者自知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有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广大汉人,时时存有临渊履冰之虑,尤其是三个汉人异姓王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清朝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它已把三藩问题看成是一个隐患,因而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他们的举动。它对“三王”种种优待,意在笼络,采取不断加恩,不断晋爵,乃至联姻,都是为了稳住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这就是说,从主观上看,朝廷也不愿三藩永久地存在下去。因此,三桂等三藩跟朝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