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网主页
主页 儒家 道家 佛经 法家
百家 兵法 中医 正史 历史
易经 南怀瑾 小雅 自助建站 书城

《吴三桂大传》03章 弄假成真


圣祖批准尚可喜撤藩的决定,迅速向朝廷内外包括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惶惶不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撤藩的思想准备,一次也不曾提过或表示有撤藩之意,如今朝廷同意尚可喜撤藩,实则也强烈地暗示他们,是考虑自己应否撤藩的时候了。朝廷的举动,又暗示他们,是自请撤好,还是等朝廷下令撤你们好,由你们做出选择。

在朝廷阁臣正讨论尚可喜撤藩时,吴应熊探得朝廷意图,迅速秘密派人驰往昆明,向三桂传话:“朝廷素来就怀疑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辞职疏奏(耿藩辞职,是指康熙十年春耿继茂以病辞职事。见《圣祖实录》,卷35,4页),而惟独王从没有提出辞职,朝廷对王的疑忌更深了。要赶快写奏疏,派遣使者送来,还来得及。”《广阳杂记》,卷4,179页。应熊要他父亲也效法尚、耿的做法,然后从中谋划,在“弥缝”中可以把自己留下来。

到这个时候,三桂还是无意撤藩。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尚可喜那样明智、有远见卓识,还在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幻想世守云南。他也明知,朝廷对他不放心,这使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而尚可喜自请撤藩,又把他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撤吧,实非本愿;不撤吧,朝廷对自己的疑忌如此之深,如何是好?他徘徊不定,顾虑重重。倘走错一步,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召来一班亲信,反复商酌,意见不尽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张,不妨先提出申请,看朝廷到底是什么态度再说。最后,他觉得这个主意可取,跟儿子的建议基本一致,决定提出撤藩的申请。

于是,三桂命幕僚刘玄初起草辞职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三桂将他收留,放在自己身边,不时顾问咨询,很得信任。三桂让他写奏疏,他却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对三桂说:“皇上很久就想把王调离云南,但特难开口。王上疏,一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王可永镇云南,为什么非要效法他们呢?王不可上疏!”《平滇始末》,1页。

三桂一听此言,大伤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很恼怒,气冲冲地说:“我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广阳杂记》,卷1,179页。

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三桂给圣祖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他写道:

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清圣祖实录》,卷42,19页。

比三桂的奏疏稍晚几天,七月九日,靖南王耿精忠也给朝廷写了一份撤藩的奏疏:

巨袭爵二载,心恋帝阙(他入侍北京多年,故有此说),祇以海氛叵测,未敢遽意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清圣祖实录》,卷42,21~22页。

耿精忠撤藩,也是被迫的。他为消除朝廷疑虑,不得已表示了撤藩的态度。这从吴、耿的辞职疏中已看出,他们原不曾想到撤藩的问题。一个说,要报答世受“天恩”,只想竭尽心力镇守疆,不敢贸然请求“息肩”引退;一个说,东南沿海形势捉摸不定,不敢猝然罢兵而闲居。这些说法,是在向朝廷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先提出撤藩,都是为国为民而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吴、耿都说,他们是在见到尚可喜撤藩的奏疏后,才敢提出撤藩的。圣祖和廷臣一看就明白,吴、耿撤藩不是出于自觉自愿,是被形势逼到这个地步的。

圣祖决意撤藩,而尚、吴、耿先后自请要撤,是他求之不得之事。他认为,撤藩由他们先提出来,总比朝廷先提为好。这样,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表态,问题就会顺利解决。所以,当廷臣分别送上三桂与精忠撤藩的报告时,他毫不迟疑地作了批示。他在三桂的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镇守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迁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2,19页。

圣祖给精忠的批复是:

王祖父以来,世弹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及王封镇守,劳著疆。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福建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2,22页。

圣祖做出了原则性的决定,批准吴、耿同撤。剩下具体问题,如何搬迁,安插何地等,交由议政王大臣同户部、兵部共同讨论落实。很快,他们就耿精忠搬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靖南王自请撤离福建,应将他本人并下属十五佐领官兵均行迁移。圣祖同意。《清圣祖实录》,卷42,26页。

但是,在讨论吴三桂撤藩时,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撤,兵部尚书明珠赞成。《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他们认为,应将吴三桂本人和所属官兵家口全部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方面,土司“苗蛮”等族杂处,不得稍微忽视防御,在三桂迁移时,应暂派满洲八旗兵戍守,等戍守官兵到云南时,该藩启程。满洲八旗兵如何派拨,四营绿旗兵如何归并,该藩沿途须用钱粮及人夫等项,应由户部详议。《清圣祖实录》,卷43,2页。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他们说,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现在如将他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加上平西王及属下迁移,沿途地方百姓驿站兵丁苦累,而且戍守云南之兵,都要暂时派遣,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令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清圣祖实录》,卷43,2~3页。

圣祖为慎重起见,又指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及九卿科道诸臣再进行讨论,希望取得一致意见再上奏。会议结果,还是两种意见对立,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只好上奏圣祖,请他裁决。《庭闻录》,卷4,14页。在这种情况下,圣祖独断,正式做出撤吴藩的决定:

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藩于起行时,另行奏请,然后遣发,俟官兵到后,王来亦不至迟误。余依议。《清圣祖实录》,卷43,3页。

根据圣祖的决定,兵部建议:三桂所属绿旗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人应留下,分驻武定、曲靖、楚雄等地,令总督提督统辖。《平定三逆方略》,卷1,9~10页。圣祖同意。撤吴藩的大事就这样最后确定下来。

在撤藩这个问题上,尽管圣祖做出了全撤的决定,然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事情绝非如圣祖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三藩同时要求撤藩,圣祖和阁臣们也明知他们中有自愿有被迫的复杂情况,应当慎重地估量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撤藩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清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继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如“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也”。三藩“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功名永重山河。”《八旗通志·耿继茂传》(初集),卷175,4283页。要三藩镇守南疆,“屏藩王室”。这就是说,永不撤藩,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清朝相始终。这些诺言和盟誓,都写入赐封的金册之中。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依人们的愿望为转移,当诺言与实际利益相冲突时,信誓旦旦的诺言,写进金册里的盟约,都会被撕得粉碎!

其二,将吴、耿、尚三王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杯酒释兵权”。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前代(唐)藩镇之祸,采取释其兵权之法,于宴会上将握重兵的将帅之兵权收归己有,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逐除前代之祸,君臣相安无事。此即“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诚然,历史不能照搬,但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足以作为借鉴;

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逐个解决,如兵法上说的,各个击破;

其四,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其五,不急于撤藩,即使尚可喜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例如,等待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属下老一辈去世,留至第二代掌权时,可趁他们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圣祖采取了第四方案,即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而多数阁臣主张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比较而言,实行这一方案较为得策。因为尚可喜主动提出撤藩,确是出于诚意,吴、耿要求撤藩实非己愿。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冷静、慎重地制定一项稳妥的政策。圣祖急于撤藩,欲毕其功于一役,根本没考虑到吴、耿在被迫的情况下撤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大多数廷臣对撤吴藩已表示出顾虑重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撤吴藩?正如他们已向圣祖所表示的见解,他们考虑到云南虽然平定,但那里的情况复杂,潜伏着一定危险,如吴藩一撤,局势不稳,担心会出现反复。要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朝廷无法说出口,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同情他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庭闻录》,卷4,12页。,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三桂之下,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剪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昭梿:《啸亭杂录》,“论三逆”,卷1,3页;参见《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三藩“必反论”来吓唬反对撤藩的廷臣,并为自己的撤藩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耿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廷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左右圣祖,不致做出违背他的愿望的事。但是,他却低估了年轻的圣祖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圣祖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经无法挽回!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