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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6章 圣祖决策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搬迁所需夫役粮草、船只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都员外萨穆哈,以十万火急,日夜疾驰到北京,直奔兵部衙门,一下马,上气不接下气,两手抱住柱子,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疾驰十一昼夜,累得筋疲力尽,一时气厥,口不能言。堂吏见状,知有紧急事,忙用水灌进他俩的口中,过了一会儿,党务礼二人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吴三桂反了!”接着,他们便把三桂谋反的事详细地作了奏报……《清圣祖实录》,卷44,12页。关于回京告变,《四王合传》载:“奉使笔帖式王新命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此记不确。核之《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逆臣传》等书,均记为党务礼、萨穆哈等。又,《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明载党务礼等疾驰到京时,“下马喘息,抱柱不能言”等详情。

原来,党务礼、萨穆哈、户部郎中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奉命至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船只、粮料。他们一到贵州,云贵总督甘文焜最先把三桂在云南造反的消息密告了他们。贵州提督李本琛已参与三桂的叛乱,他给贵州巡抚曹申吉写了封密信,约他起兵响应,投靠三桂。不料此信被甘文焜截获,始知三桂起兵迫在眉睫。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他认为,事出猝然,党务礼一行继续留下筹备搬迁事宜,已无必要,当前最紧迫的是,速返北京,向朝廷报告,请兵赴援。

在甘文焜的掩护下,党务礼、萨穆哈、席兰泰三人偷偷出贵阳,直趋北京。但是,三桂的密令已到了贵阳,指令他们暗中据守城隘,严禁出入。

党务礼等行至镇远,守将不给驿马。他们好不容易地弄到两匹马,躲过了叛兵的追捕,疾驰至沅州,逃出了吴三桂的势力范围,进入湖南境内,才得到补充的驿马,日夜赶路,终于到达北京!不幸的是,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没有逃出来。他们被叛兵逮住,劝降不从,被杀身死。《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9985~9986页。与党务礼同去贵州的户部郎中席兰察,因没有马匹,在镇远乘船至常德,换乘驿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京。《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党务礼等逃走后,贵阳形势急剧恶化。总督甘文焜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才返回贵阳不久,就赶上了这场突然到来的大事变。他得知吴三桂杀害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的消息后,立即派他的族弟甘文烱赴京报告。同时又写信给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他通报云南的事变。他紧急命令贵州提督李本琛率部扼守盘江。本琛已怀二心。先以书信试探他的态度。文焜回信,表示誓死守贵阳。本琛知他无意从三桂,便不再听从他的调令。文焜直属的部队,已为三桂收买,拒绝服从他的命令,有不少兵士听到事变的消息,纷纷逃窜。这时,纷传三桂兵正向贵阳逼近,城内一片惊慌。文焜料到贵阳已不能守,决计离开贵阳。他先令自己的姬妾同府中七名妇女吊死,独自携第四子甘国城率十余名骑兵,赴镇远,打算招湖北兵扼守险隘,堵住三桂兵不得出贵州。十二月八日,他们父子驰至镇远(贵州镇远)。守城副将江义已接受三桂命令,拒不准进城。文焜只好渡河,行至一座寺庙吉祥寺,江义派兵把他们包围在寺内。文焜料到已无法逃出,又不甘心受辱,便朝北京方向向圣祖拜别,拨出佩刀,刚要自刎,其子国城忙阻止,请求先死,还没等父亲同意,他夺下刀,猛地朝自己的脖子一挥,迅速把刀还给父亲,身子随即扑倒在地,血涌如注,喷溅到父亲的衣服上。文焜不禁赞叹:“儿子的勇气超过我!”举起带血的刀,自刎而死。时年仅42岁。随从笔帖式和善、雅图甘愿从他们父子死。《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1页。

党务礼等向圣祖仅报告吴三桂杀朱国治、扣留使臣的事,对贵阳事变、甘文焜父子之死还一无所知。圣祖当面听取党务礼报告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蔡毓荣提供了更为详细和最新情况的报告,《清圣祖实录》,卷44,13页。有关吴三桂的名号、国号、贵州提督李本琛从叛、钦差被扣、兵部主事辛珠、萨尔图及甘文焜父子之死等等消息接踵传来,“举朝震惊”。《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上)。圣祖在得到党务礼的报告的当天,虽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三桂的叛乱将给清朝统治造成何等危害,但已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凭着青年人的政治敏感,迅速做出应变的反应。他紧急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讨对策。

当初,在是否批准吴三桂撤藩的问题上,朝廷议政王大臣及各部官员始终存在着严量分歧。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人主撤,礼部尚书图海等多数人反对撤藩,还有很多大臣不表态,实际也是赞成图海等人的意见。圣祖做出了撤藩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不敢再坚持。然而,他们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一传来,原先持两种意见的大臣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主撤的人此时没什么理由可辩,而反对撤藩的大臣们把这场事变归咎于主撤者,纷纷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要求处死主撤的大臣。圣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一句话,便平息了争论,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这场事变。

毫无疑问,制止吴三桂叛乱和预防他把叛乱扩大,只能用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圣祖和廷臣们都很自然地首先从军事上考虑,采取何种应急措施来阻止这场叛乱的继续发展。不言而喻,他们恨不得立即把吴三桂擒拿在手,以正国法。措施迅速制定出来,概括言之,第一,荆州(湖北江陵)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圣祖料吴军必犯湖南,而荆州必先设防。他特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固军民之心。然后,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第二,为争取时间,由户部负责,预先在沿途出征将士停留处备下粮饷,保证硕岱兵到粮饷亦到。圣祖责成议政王大臣如何遣派大军,后续部队如何增调到前线等问题,“速议具奏”。

议政王大臣不敢怠慢,很快议定:派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汉军每佐领出骁骑各五名,领兵官员视兵数酌量派出。他们拿出此方案请示,圣祖挥笔批准。《清圣祖实录》,卷44,12~13页。此次为清朝平叛用兵之始,直到平叛结束,几乎不提用兵的具体数字,只说从某旗某佐领下抽调若干名组成若干军。因此,我们也难准确知道每次用兵之数。圣祖接到蔡毓荣的报告后,在军事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圣祖考虑到广西与贵州邻境,不得不预先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圣祖指示说:“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你可率副都统一员、全部骑兵,选拔将领,星夜赴四川。凡自云南入川的险隘之地,都必须坚守。大兵不日即进剿云南,等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如有可乘之机,你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于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去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巴蜀乃是滇黔门户。圣祖料定吴三桂必有窥伺四川之心,趁他尚未挥军进川之际,速派兵扼守险要,进可取云南,退可以守,实为万全之策。在征调瓦尔喀进川的命令发出后,紧接着,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川,以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随同出征。《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三)圣祖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一大批满洲八旗和部分汉将开赴荆州。圣祖特给兵士颁赏,原定凡出征兵士每人白银十两外,此次再增加十两;委署章京的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护军、拨什库、甲兵、弓匠以上,各赏银二十两,铁匠等夫役人员也各给银十两。《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圣祖用重赏来鼓励他们勇赴前线。

(四)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为适中之地,分别集结部队,“秣马以待”,随时调遣或应援各邻近地区。这一新的部署,缩短和节省军队从北京南下的时间,将士免受长途奔波,鞍马劳顿之苦。圣祖特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

(五)为适应平叛的需要,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左右两营,归巡抚直接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4,17~18页。

在采取军事措施、布置兵力的同时,圣祖又连续采取如下政治措施:

(一)下令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圣祖各给两王一道手诏,给靖南王的手诏内云:“朕闻云南作乱,靖南王相应固守地方,不必搬家。平南王亦如之。”立即召还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回京。《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参见《爝火录》附记1卷,965页。

(二)原三桂属下文武官员,以及现仍在直隶各省,无论是在职的、闲住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

(三)为防止内外沟通,圣祖听信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意见,将三桂子吴应熊“暂行拘禁”,待“事平”再作处置。《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廷臣们怀疑应熊及属下官员对三桂谋反可能知情。所以采取防范措施,也是必要的。

(四)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指授方略,多方安抚和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圣祖非常重视陕西省情,因为该省距京师甚近,又控驭西北边疆,它的存在对京师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圣祖特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紧急谕旨:要他们注意发现三桂散布的“伪札、伪书”,晓谕官兵、百姓,检举揭发,向上报告。他称赞他们是朝廷攫任的“股肱之臣”,捍御边疆,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此举,实为思想政治动员之一策,极力笼络他们实心任事,为朝廷效力。《清圣祖实录》,卷44,19页。圣祖的这一对策,在以后的平叛中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

(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治措施,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采取的,即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爵,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发布通告。全文如下: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赐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阃云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于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宪极生骄,阴图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其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所请,令其休息,乃敕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礼隆情至,蔑以加矣。

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疏称,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子兄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地方官即广为宣布遵行。《清圣祖实录》,卷44,18~19页。

圣祖的讨吴谕旨,核心内容,阐明了朝廷同吴三桂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和准备实行的各项政策。谕旨一反以往对三桂的无限赞扬,大张挞伐和声讨。例如,过去一向称赞他开关迎降为“归诚向化”,实为明智之举,而今则说他“穷蹙来归”、“性类穷奇”,心怀“狡诈”云云。通篇谕旨,一笔勾销三桂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所建立的不世之功;相反,不厌其烦地说明自顺治以来两朝给予他的隆礼厚恩,斥责他背恩反叛。公平地说,清朝没有亏待他,给予的酬报无以复加。但对于撤藩一事,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没有说实话。声称是三桂自请撤藩,朝廷为照顾他年迈齿衰,不忍心让他久驻遐荒,故允其所请。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却对三桂日益猜忌,不予信任,时刻想撤他的职,削他的权。一旦撤藩成功,三桂接受朝廷的安排,下一步将如何处置无兵无权的三桂?事情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三桂撤藩后能安分守己,尚能过得去,倘有差错,后果可想而知。

吴三桂在他讨清的檄文中,大谈他当年委曲求全借兵复仇的壮举,反复申明当时跟多尔衮订有立明太子的协议,谴责清朝违背诺言,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对此重大问题,圣祖讨吴的谕旨不曾道及一字,干脆加以回避。这就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圣祖所持的立场,必欲将三桂置于死地,悬赏要三桂和他的核心成员的头颅。可以看出,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对三桂痛恨的程度!由此,我们便推断出,在撤藩前朝廷对三桂已经是又怕又恨。所以,三桂一叛变,圣祖毫无招安、劝谕之意,却持异常强硬的态度,企图趁机把他彻底消灭。“刻期荡平”,颇有灭此朝食之慨,恰恰反映了圣祖急欲消灭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圣祖与吴三桂互讨的谕旨、檄文,各持一端,遇有于己不利之事,则避开辩论,而以自己有利之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这才是:一旦翻了脸,历史事实也随之而翻!这也恰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伎俩,是没有多少信义可言的。所谓原则、真理,只有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不会为双方的振振有词所困惑,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能分清他们各自的是非的。

圣祖讨吴檄文,与上述军事、政治各项措施及其政策,都是在圣祖接到党务礼、蔡毓荣的报告后,仅仅六天(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之内做出的,而且都是由圣祖亲自裁定,其中不少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政策性的规定和措施,一经确定,圣祖立即付诸实施。大胆、果断、迅速、沉着,体现了年轻的皇帝圣祖的思想风格。这大概是三桂始料不及的吧!事实表明,他把圣祖估计得过低了。他认为,只要他一起兵,就会使朝廷、圣祖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他想错了。圣祖临事不慌,在紧急状态下,却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部署,当机立断,异常迅速地采取果断措施,足以应付眼前突然发生的事变。

从军事上说,圣祖所采取的政策,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以荆州为重点,加强其防御,抵挡叛军的正面北进;以四川、陕西为侧翼,派八旗兵进入四川,其目的是预防叛军经四川进入陕西,威胁北京;以兖州、太原为南北东西的中继站,集结兵力,随时听调出击。广西方面,授孙延龄以兵权,固守防地,以牵制叛军的北进。这些措施,初步构成了圣祖的战略防御体系,基本符合此时的形势需要。

从政治上来看,圣祖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是对他原定三藩同撤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和修正。撤藩前,圣祖没有预料到将会出现什么麻烦,更没有想到会激起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抗。他所说的“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遮掩遁词,并非事先想到的。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圣祖确实失之于轻率。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撤藩“必反”,为何没有预先设防?却只派了几个钦差去办理,以为一切顺利,高枕无忧。事实已经证明,他采取的三藩同撤是一大失误。三桂叛变,固然有他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圣祖估计不足,政策不当,才使矛盾激化,迅速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因此,圣祖的这一政策,不仅激起三桂的反抗,而且由三桂带头倡乱,又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毫无疑问,发生这场大动乱,圣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值得赞许的是,圣祖能在事变面前,很快认识到区别对待的必要性,因而迅速地改变三藩同撤的政策,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诏削三桂王爵,发布通告,声讨其叛乱。这一结果,不过是实施了撤藩前大部分大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那时,他们同意尚、耿两藩搬移,主张三桂留镇,怕的是他闹事。此刻,作了个颠倒,让尚、耿留下,只撤吴藩,削去其爵位,把他置于朝廷的叛逆的地位。圣祖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三桂。由于三桂叛变的教训,使圣祖不敢把尚、耿推向三桂一边,不得不区别去留,分化三藩的势力。从平叛的需要出发,留下他们镇守地方,实为必要。否则,二藩一撤,福建、广东一时无人防守,岂不是丢给了三桂!

圣祖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政策,也体现了他孤立三桂的意图。当三藩请求撤藩时,也波及到是否要撤孙延龄。他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他如登龙门,今非昔比了!有德死后,朝廷为追念其功绩,特令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他出身卑微,才望“庸劣”,为朝野所轻视,平时,他擅自杀人犯法,已被都统王永年揭发。现趁三藩并撤时,朝廷内外诸臣,开始攻击他,要求撤他。广东道御史鞠珣,首先“开炮”,参劾孙延龄。奏文一开头,就说他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鞠珣又引述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2,20页。孙延龄本不足道,朝廷并不担心他会生事,因此并不想急于把他撤下来,而是派官调查后“再议”。经查证,犯罪属实,将他罢职。三桂一叛乱,圣祖便改变了主意,特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圣祖由轻视一变而为重视,其意仍是孤立三桂。况且孙延龄毕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旧人,并有孔四贞佐助,只有用他为将,统率孔有德旧部,可保无乱。笼络住孙延龄,亦能稳住军心。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这个主要敌人的战略考虑,圣祖的这一政策是可取的。

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立场。其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他把吴三桂视为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圣祖发布的讨吴三桂谕旨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久又相继发生了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等人的叛变,他仍然坚持把三桂作为主要的对手和打击目标。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吴三桂的。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在平叛初期,圣祖和谋臣们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总以为三桂一人造反,翻不了大局,平息不难。尽管他曾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不过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平息三桂叛乱如后来所遇到的困难,也不曾想到平叛时间如此之长。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他根本就不想和三桂和解。不久,叛乱几乎蔓延到全国,他才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度被迫向三桂作出和解的姿态。前后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圣祖此时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

一场关系清朝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正在展开,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人们正拭目以待。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