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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07章 自号“周王”


圣祖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还不可能马上奏效。而吴三桂发动的叛乱正在迅速扩大,自南向北蔓延。

三桂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贵州,当地军政官员几乎全部投向了吴军。吴三桂把胡国柱留镇云南,自率诸将取贵州,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驰至贵阳。马宝已前驱入城,贵州提督李本琛迎降。李本是甘肃西宁人,原明总兵官高杰的外甥。他最初是总督洪承畴的部下,官至游击。明亡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推荐他为总兵,隶属高杰。后来,高杰被李定国杀害,任命他为提督,统其部属。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南征,本琛率所部十余万降清,以原官随大军渡江。平定江南后,他回到北京,隶汉军正黄旗。顺治十年,他随同洪承畴再次南下,协助承畴经略五省。十二年,加右都督,充任左标提督总兵官。十四年,随承畴取贵州。十六年,经承畴推崇,授贵州提督,特加太子太保衔,以表彰和奖励他立下的军功。吴三桂任云贵总管后,两人关系密切起来。当三桂辞总管时,他上疏陈述三桂功绩,请求朝廷继续留任他。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逆臣传·李本琛传》,卷1,38~40页。

李本琛是贵州的军事长官,他投向三桂,清朝在贵州的军事即告瓦解。三桂一到贵阳,就授他为“贵州总管大将军”之职。本琛欣然受命。

在李本琛之后,投降三桂的还有贵州巡抚曹申吉。这里,需略作交代。他是山东省安丘人。他既不是靠降清得仕,也不是以军功升职。他是在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始步入仕宦之途。先授庶吉士,再改授内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充任日讲官。此后,又历外任多职,至康熙六年提升为礼部侍郎,九月调任吏部右侍郎,次年,授以显职贵州巡抚。他的简历表明,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而且进展很快。他与明朝并无政治关系,跟农民起义军也无丝毫瓜葛,他所得到的一切荣誉和地位,都是清朝给的。谁料三桂到了贵阳后,他也乖乖投靠了三桂!仍以原官出任贵州巡抚。《逆臣传·曹申吉传》,卷2,6~7页。

辽东人王永清,以黔西镇总兵官叛清“从逆”。圣祖说他“身膺重任,甘心从贼”。《逆臣传·王永清传》,卷2,5页。

吴三桂兵进贵阳,兵不血刃,传檄而得贵州全境。该省曾由三桂总管,心腹遍布各处,后来三桂辞总管任,该省在实际上仍是三桂的势力范围,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讨清檄文最先到达这里,他的心腹即起兵响应。

康熙十三年(1674年)伊始,三桂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同时废康熙制钱,自铸货币,名曰“利用通宝”蒋良骐:《东华录》,卷10,15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云南备征志》,卷17,18页。关于三桂年号,《华夷变态》,卷2,81页,内载其檄文,书“年号周启”,而蒋氏则记“昭武”。除此,他书皆不见载。考诸书所记,其年号“昭武”,实为三桂称帝衡州时所改,疑蒋氏误将此年号认作三桂起兵自号周王时所立。历代筹钱多以皇帝年号而名之,如“洪武通宝”,“康熙通宝”之类。三桂称帝改年号“昭武”即铸钱“昭武通宝”,其孙即位,改元洪化,即铸“洪化通宝”,此二枚钱已传世至今。依此而论,“通宝”与年号相一致,故知三桂初称周王,其年号当为“利用”。。

有一儒生,曾上书三桂,对他改年号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应奉明朝为宜,仍称前朝所封“平西伯”,有鉴于以往的教训,宜应“缟素待罪,以告天下”,那么,忠臣义士谁不倾心于复明的事业!而今义旗一举,便自视为“开国”,建立新朝,岂不是瓦解天下人之心!自此,人们看清王的志向不在复明,有谁还能随从你呢?《庭闻录》,卷5,4页。

从1644年清军入关,夺占北京,明朝亡国,至三桂叛清,刚好30年;如从永历帝被擒,南明覆亡,也只有10余年。明朝的遗老大都健在,明亡时20岁前后的人,到这时,也不过三四十岁。他们对前朝的事记忆犹新,仍抱有怀恋之情,特别是那些曾同明朝共命运的人,其怀恋的感情怕是更深沉、更强烈,复明的愿望尚未泯灭。一旦有机会,这些人毫不迟疑地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就大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出于汉民族的自尊心,不愿意接受一个异民族的统治。因此,打出复明的旗号可能更有号召力,也符合人们的普遍愿望。但是,三桂集团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并非如此,他们自恃武力,急欲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代新王朝,一跃而成为开国勋臣,宁肯拥戴三桂为新君,却不愿再立明朝的旧名号。三桂则惧于以往效忠清朝、绞杀明朝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不如创立新朝。这位儒生建言,让他公开坦诚地表示悔罪,求得天下人的谅解,大事可成。三桂做不到这一点,因而对其建言置之不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下半年,吴三桂聘请原明朝少卿李长祥,待之宾礼,向他询问方略。长祥说:“赶快改定为大明名号,以收拢人心,立怀宗(明崇祯帝)后裔,以鼓舞忠义。”三桂把长祥的话拿来向方光琛和胡国柱征求意见。他们坚决反对,说:“当初项羽立义帝后,又把他给杀了,反而动了天下之兵;而今天下在王(三桂)掌握之中,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呢!”说来说去,他们就是要建自己的一代王朝,与其后来把所立明朝后裔杀掉篡位,倒不如现在干脆就不打明朝的旗号,立自己的名号,才名正言顺。他们也自恃天下已在掌握之中,用不着再打已故明朝的名号为自己壮声势。三桂在这个问题上,确无自己的肯定性意见,不过是大家怎么说就怎么办。方、胡是三桂的重要谋士和智囊人物,他们一言既出,就马上影响到三桂,他也就无意更改名号。长祥一看,三桂不为他的话所动,自感心冷,一揖而别,离开了三桂。

三桂抛弃明朝旗号,自立周王,这在原明朝的部分士大夫中引起了消极反响,甚至把他看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篡逆者。三桂很希望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可是他们纷纷远走,不愿跟他合作。三桂曾派人秘密到徽州,聘请谢四新出山相助。四新辞不赴命,答诗一首,转给三桂。诗写道:

李陵心事久风尘,
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
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
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
那堪思子又思亲。

三桂读了诗,不禁怒骂:“真是薄福小人!”以上见《平吴录》,7页。

三桂自立年号,已引起了争议,这首诗就反映了原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为之切齿。就是在响应他叛乱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朝鲜李氏王朝对此也十分关注。据出使北京的朝鲜副护军俞场说:“三桂之拥立朱氏子孙,虽未见文报,人多言之,而亦未能详也。”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93~3994页。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反映当时人们颇希望立明后裔的心理。但三桂并不在乎这些,他以为夺天下的,不是靠一个空头名号,而是要靠自己的实力。他坚持走自己的路!

三桂轻而易举地夺得了云贵两省,是进献给他称“周王”的一份厚礼。云贵是他巩固的根据地,他没有必要久留于此,便毫不迟疑地率主力北上。先遣马宝、吴国柱等由贵州进逼湖南;令王屏藩进川,再逼陕西。马宝所部经镇远,由此进入湖南境内,抵清浪卫,逼近沅州(湖南芷江)。此处是贵州进入湖南的要地。在此之前,湖广总督蔡毓荣曾派彝陵总兵官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等率兵应援,但两部兵迟迟未到。沅州只有总兵崔世录一人防守,圣祖紧急指示,要桑峨领兵疾赴沅州,协同固守。吴军进展迅速,没等桑峨援兵到,已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沅州,该城总兵官崔世录被俘,澧州(澧县)与辰州(沅陵)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清圣祖实录》,卷45,7页。

吴军的迅猛攻势,吓得清官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驻防长沙的偏沅巡抚卢震为保性命,擅自放弃守土之责,当吴军还远在沅州一带,他竟丢弃长沙于不顾,逃往岳州去了。圣祖闻讯大怒,下令逮拿卢震治罪。同时,他马上想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特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吴兵众多,不得轻战;如吴兵不来,可于岳州(岳阳市)以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5,11~12页。在圣祖的严督下,清兵向荆州集结,前锋统领硕岱部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抵达荆州,护军统领伊尔度齐兵、护军统领额司泰兵分别于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前后到达荆州。《清圣祖实录》,卷46,3~4页。二月初六日,又有都统觉罗巴尔布兵抵达荆州。《清圣祖实录》,卷46,7页。接着,圣祖命令他们拨出部分兵力,加强常德(今仍名)的防御。卢震虽然潜逃,长沙尚在清兵之手。圣祖很重视长沙,他认为长沙是“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冈(今仍名)、宝庆(邵阳)州郡水陆要途,且壤连粤西”,要他们速进驻长沙。《清圣祖实录》,卷46,4~5页。

吴三桂于正月十二日离贵阳,二十日至镇远,督令将士继续北进,指示总兵官杨宝应进攻常德。他的父亲杨遇明正住在城内。杨氏是锦州人,与三桂是故交。他官至明守备而降清,先授予山东莱州游击,以军功升至副将。顺治十二年,升任湖广常德镇总兵官。康熙元年,调到广东新安镇,很快又提升为广东提督。九年五月,以年老退休,在常德安家。杨宝应在三桂藩下,曾任云南知府,三桂起兵,授予总兵官,奉命率部直取常德。《逆臣传·杨遇明传》,卷2,3页。其父杨遇明为内应,将常德攻陷,知府翁应兆投降,清兵逃窜。《清圣祖实录》,卷46,6页。

二月初八日,三桂命夏国相率部夺取了常德以北的澧州。没有经过战斗,吴兵到时,城内清兵献城易帜,变成吴军之一部。清将提督桑峨、总兵官周邦宁率部从常德还至澧州城外,见吴军容甚盛,自感一旅“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向朝廷告急,请求“大兵星驰”赴援。《清圣祖实录》,卷46,7页。

继澧州失守,吴将张国柱率部攻陷衡州(衡阳市),然后进据长沙。原来,偏沅巡抚卢震逃走后,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留下守城,吴军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无心守城。圣祖命吏兵两部传达他对长沙地区文武各官的指示:“逆贼吴三桂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平定三逆方略》,卷3,1页。但是,援军迟迟没来,当地军民无心固守。守城将黄正卿、陈武衡不想为清朝效力,连同部属和城池都献给了吴军。《清圣祖实录》,卷46,8页。长沙之失,失在清援军行动迟缓,畏缩不前。当圣祖遣派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等率部至荆州时,常德、澧州尚未失陷,如按圣祖指令,兵马稍事休息,即迅速渡江,赶赴常、澧,当不致很快失陷。但他们到达荆州后,却“迟迟不前”,给吴军造成了有利时机,长沙空虚,无须进攻,守将就献城投降了,所属兵船皆归吴军所有。三桂的大将张国柱与夏国相进驻长沙。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两城一失,“全楚之势”都转到了吴军方面。《平定三逆方略》,卷3,3~4页。参见《逆臣传·张国柱传》,卷2,2~3页。

吴三桂于二月间,“日夜兼程,突逼(辰州)城下”,守城的清“士卒解体,孤城无援”,辰州一鼓而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385号。至二三月之交,亲至常德、澧州等处督战,“兵锋甚锐”。《云南备征志》,卷20,20页。

三月初,大将吴应期与张国柱以水陆大军齐进,谋取洞庭湖之滨的重镇岳州。他们密遣人入城策反,该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把岳州献给了吴军。《平定三逆方略》,卷4,6页。

从康照十二年底,吴军首陷沅州,至次年即康熙十三年三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桂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而清兵未集,“处处无备”,“五千里无只骑拦截”,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清朝兵部惊呼:“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49号。湖南全境皆属三桂。《平滇始末》,3页。

吴军在湖南迅速进展,清军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与清军初入关时那种所向克捷,锐不可当恰成鲜明对照!朝廷异常震恐,挡不住吴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兵部与吏部向圣祖参劾蔡毓荣:“闻吴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疆域,又不令提督桑峨往守常德,致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贼,应革职。”两部同时还题参新任命的云贵总督鄂善,他奉有与蔡“公议军机”的命令,地方失守,也难逃其责任,应给予降五级的处分。圣祖批准了吏兵两部的意见,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特许他们继续留任,“戴罪图功”。《清圣祖实录》,卷47,3页。

吴军在湖南的全胜,就像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

与湖南仅一江之隔的湖北一些地方,已经或正酝酿反清斗争。当吴军胜利进入湖南省的时候,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在谷城(今仍名)宣布起兵,响应三桂。他是福建福州人,初为郑经的都督,于康熙元年降清。三年,授予湖广襄阳(湖北襄樊市)总兵官。当吴军陷常德、澧州时,圣祖就开始注意杨来嘉,密令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密切注视他的动静。圣祖指出,杨氏才能平庸,所部官兵大都“藐玩”,恐有变故,要勒尔锦加强襄阳的防御,时刻提防杨氏。《平定三逆方略》,卷3,9页。果不出所料,在吴军拿下长沙时,他与郧阳(今郧县)副将洪福串通,在谷城密谋起兵。《逆臣传·杨来嘉传》,卷2,4页;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4,9页。幸亏襄阳有备,他的计谋没能全部得逞。

三月十九日,继杨来嘉公开叛清后,与他合谋的郧阳副将洪福也以所部清兵叛于郧阳。在此之前,圣祖曾提醒兵部:郧阳“地介三省(陕西、河南、湖北),中多旷土,山谷拒塞,奸民易于啸聚”,可能有与吴军相呼应的,或可能吴军乘间进犯,特提升佟国瑶为提督,驻于郧阳城内“弹压”。《平定三逆方略》,卷2,14页。圣祖不幸而言中,洪福一起兵,就率部千余名士兵围攻郧阳提督佟国瑶的衙门。佟国瑶同游击杜英仅以三百余名标下亲兵同多倍的叛兵激战。战斗持续到二十日,还没有攻下。洪福怕清军来援,不敢恋战,引兵撤退,投往吴军去了。《清圣祖实录》,卷47,2页;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5,2页。

湖北杨来嘉、洪福的叛变,被清军击退,没有引起更大的骚乱。严重的问题是发生在四川。吴三桂一起兵,圣祖就十分关注四川,他认为,四川与云南接壤,估计到“贼兵必犯巴蜀”,先调驻守西安的西安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川,指示他凡自云南入川的险要之地,“俱行坚守”。《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原令副都统科尔崑驻防太原,他还未及起身,又改赴西安,接替瓦尔喀守西安的职务。圣祖仍放心不下,续增都统赫叶及瑚里布、穆占,副都统廷布率京城官兵同往四川。此路军由赫叶、瑚里布统辖,西安兵由瓦尔喀指挥,两路军应尽快会合,“同心协力”,守住四川。《平定三逆方略》,卷2,1~2页。赫叶与新任命赴荆州增援的勒尔锦同一天离京出征。行前,圣祖亲行告祭礼,出西长安门,目送两将军,又派内大臣,礼兵两部大臣在郊外设酒饯行。圣祖这一举动,是表明他把四川看成如同荆州一样重要。《平定三逆方略》,卷2,8页。

正当赫叶等自京动身之时,四川巡抚罗森派人至京,报告全川军心不稳,颇怀异志。圣祖惟恐情况有变,下令催促副将瑚里布等速进兵,选轻骑先行。

还没等援兵赶到四川,已传来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合谋叛变的消息。谭弘是四川万县人,原为明朝总兵官,顺治三年,谭弘与其弟谭诣、谭文都投靠了南明永历,谭弘被封为“新津侯”,他的两个弟弟也晋封公爵。谭氏三兄弟长期割据四川一方,与南明诸将争衡,直到顺治十六年,谭弘、谭诣才降清,封谭弘为“慕义侯”,授予川北总兵官之职。郑蛟麟原明朝都司,还在清入关前,从松山来降清,官至四川提督。三桂反叛时,即于康熙十三年正月派王屏藩进兵四川,策动叛乱。谭、郑合谋响应,接受三桂的官职,封谭为“川北将军”,蛟麟为“总督将军”。《逆臣传·谭洪(弘)传》,卷2,18~19页。

几乎与谭、郑降吴的同时,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官吴之茂也叛清从三桂。罗森是直隶(河北)大兴人,于顺治四年中进士,累官至江西湖东道、陕西督粮道、浙江按察使,直升至陕西布政使等职。顺治十年,再由陕西布政使升至四川巡抚。吴之茂是锦州人,是三桂的同乡。他们降吴后,都受到重用。《逆臣传·罗森传·吴之茂传》,卷2,6~7页。罗森、郑蛟麟、谭弘、吴之茂都是四川的军政长官,他们率先叛清,属下官兵和各府州县官员也随之而叛,全川都纳入三桂的控制之下。他们声言:一出汉中,一下夔州。声势的确逼人!《平定三逆方略》,卷2,15页。

圣祖一面催令将军瓦尔喀继续向四川进兵;一面嘱他向郑蛟麟招抚,派人前去传达朝廷意旨:“你虽反叛,朝廷仍念及你从前效力,卓有成绩,一时出于被胁迫,也是情有可原。你在京的子孙家产并未按法没收和逮捕。可将朝廷派往四川的兵部郎中托必泰尽速遣还。否则,大兵压境,克复城池,后悔莫及。”《平定三逆方略》,卷2,18页。圣祖的这番好意,不用兵威,仅用语言是打动不了他的心的。直到兵败以后,他才又降清。

吴三桂发动的叛乱,以迅猛之势,继续向北中国蔓延、发展,一直深入到畿辅、清朝的心脏——京师!密谋暴动、叛变的事件不断发生,造成清朝的统治险象丛生。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的消息一传入京师,立刻引起骚动,民情不安。一些怀有“复明”之志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活动,准备在京城内暴动。有一个叫杨起隆的人,据官方说,他是“市井无赖”,他自称是“朱三太子”,以此为号召,秘密组织起事。朱三太子,即明崇祯皇帝的第三子,自明亡迄至此时,一直是个谜案,死活不知,下落也无人知晓。凡反清复明的人,总爱打出朱三太子的名号,号召人们参加他们的反抗活动。清朝对“朱三太子”也很害怕,曾布下人马到处搜寻,一旦搜到所谓“朱三太子”,都以假冒之名处死。不辨真假,处死了事,企图斩草除根。

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很有效验,已吸引了很多人参与他的谋叛。他要呼应三桂起兵,乘清朝全力关注南方时,趁机在京中起事,夺取政权。杨和他的部众相约,以京城内外同时放火为号,聚众举事。参加者,大都是城内的下层百姓,主要是满族贵族各官的家奴,如镶黄旗监生郎廷枢的家人黄裁缝、正黄旗周全斌之子周公直的家人陈益等人都参与了其事。很快,他们发展到一千余人!据来自朝鲜方面的报道:他们“聚众万余”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86页。,这也不无可能。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郎廷枢察知他们的反叛活动,当即抓住他的家人黄裁缝等四人前去本旗旗主告变。与他同时,周公直也来告密,他提供的情况更为严重:有三十余名生人集聚在他家,正在密谋。事关重大,宜速不宜迟。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等迅速点起官兵,亲自率领前去捕拿。他们包围了周公直的宅院。镶黄旗副都统纪哈里等也率官兵前来助剿。

当密谋起事的陈益等人发觉被官兵包围时,已经无法逃出。陈益便放火拒捕,镶黄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孙首先冲入院内,大队官兵继进,经过短暂的战斗,将陈益等三十余人全部拿获,又进而广为搜捕,共捕获首要人员李株等及参与其事的达数百人之多,“首犯”杨起隆逃走。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44,15~16页。朝廷下令,立即关闭城门,严行搜查。城内百姓惊恐,流言四起,很多人准备搬到城外西山躲避。圣祖不得不下道谕旨,极力安抚百姓。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45,4页。

圣祖责成刑部等衙门进行审讯。据被捕者供称:他们的人很多,额前都裹白布,身扎红带为标记,约定康熙十三年元旦之日在内城举事:趁各官员入朝时,“各杀其主”,被杀官员的官职即由该官的家奴充任。不料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于夜间喝醉了酒,胡言乱语,走漏了机密。由于郎廷枢告密《云南备征志》,“平定三逆述略”,卷20,20页。,使这项计划流了产,为首的杨起隆被捕获后处死。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给清朝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圣祖感到后怕,他亲自过问和处理这一事件,必欲严惩首要分子。刑部领会圣祖意图,提出一份判决报告;拟将李株、黄裁缝等二百余人按“谋反律”凌迟处死(又称“寸磔”,即俗称“千刀万剐”),他们的亲属,自祖父以下,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还有叔伯兄弟之子,凡男的年十六岁以上者,都处以斩刑;男十五岁以下,及“本犯”的母女妻妾姊妹及财产都入官。《清圣祖实录》,卷45,9页。

圣祖审核,改定:李株、黄裁缝等九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一百九十四人改为斩头。他“不忍”株连过多,将“各犯”的家属亲戚,一律从宽处理,免罪释放,其家产也免入官。此事件牵连千余人,圣祖一概不予追究。《清圣祖实录》,卷45:“黄裁缝等12人俱凌迟处死”,余犯改为“处斩”,并没有具体人数。《平定三逆方略》,卷1,20~21页:李株等9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194人处斩。两书记载稍异,今从《平定三逆方略》。

破获杨起隆于京中举事的密谋四个月后,即康熙十三年四月初,圣祖又得到了河北总兵官蔡禄密谋叛乱的紧急奏报。这一惊人信息,是安塘笔帖式向侍卫关保透露的。据他报告,河北总兵官蔡禄交通襄阳总兵官杨来嘉,策划起兵,谋应吴三桂。蔡禄与杨来嘉原是郑成功的裨将,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投降清朝,特赐给左都督,从优提拔,出任河北总兵官。(蒋氏)《东华录》,卷10,162页。三桂在云南一起兵,他便着手准备发难。他制造鸟枪,购买骡马,与杨来嘉往来同谋。他命兵丁以捕鱼为名,身披铠甲而行,实则是军事演习,连当地百姓也觉察出他将谋反,都很害怕。这一情况,正巧被奉命前来出差的侍卫关保侦知,回京立即向圣祖报告。圣祖马上派遣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赴蔡禄驻防地怀庆(河南沁阳),“详问蔡禄捕鱼之由”。次日,阿密达即率兵起行。《平定三逆方略》,卷5,2~3页。

阿密达到达怀庆,蔡禄不出城迎接。入城后,阿密达直奔蔡禄衙署,他的部下施放箭矢、火炮抗拒。阿密达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及其侄儿蔡鼎席与同谋者一并擒获,于四月二十四日,押解北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表扬阿密达说:“你此行不过十天,就办成了这件事,阻止了一场叛乱,朕深为欣慰。但人命至关,需审实罪由,方可正法,不要株连无辜。至于所获人口,可散给士卒,应重赏受伤人员,以示鼓励。”阿密达奉命审讯,获取了足够的证据。他们供认,曾几经派人与杨来嘉联络,谋划投靠三桂;还计划,如清兵来怀庆,关闭城门抗拒,突围往太行山据守。圣祖据此罪状,定成死罪,将蔡禄父子、侄儿和同谋者都处斩,其余“概不株连”。《东华录》,卷10,163页。河南怀庆地区紧靠畿辅,邻接秦、晋、齐、楚,属“四达”之地。蔡禄与杨来嘉相结,如“扑灭不早,则中州骚动,兵民为不宁矣”!圣祖夕发谕旨,即令速行,为内外所不知。阿密达突然至怀庆,又出蔡禄之不意,未等他部署抗拒,措手不及之际,就束手被擒,而“抚定其一军”,百姓无惶忧,“乱萌销遏”,从而“大江南北安堵如故”。《平定三逆方略》,卷5,14~16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7,12~13页。捉获蔡禄父子,也消除了清朝的一次政治危机。的确,自此事件后,在北京地区再没有发生叛乱的事件,这就保证了后方的安定,以便顾全力平息三桂的叛乱。

京城内杨起隆与近畿辅地区蔡禄父子的两次谋叛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清朝统治集团,时时有一种危机感袭来,使它无法安枕。而这一切,都是吴三桂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危及到它的生存。圣祖和大臣们对三桂的痛恨有增无减。这种切腑之恨很快就转到了他的儿子吴应熊身上。杨起隆等人的活动,却使圣祖和他的阁臣们警觉起来,十分害怕再次发生这类事件。由此又想到了吴应熊留在京城,终究是个隐患,倘若他与其父暗通消息,危险会更大。

此时,吴应熊已被拘禁。然而,鉴于杨起隆一伙敢在京城内起事,使朝廷很快意识到,应熊的存在,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祸害。于是,便对他动了杀机,必欲除之而后安!三月九日,兵部尚书王熙上奏疏,“请诛逆子”,其奏文大略如下:

逆贼吴三桂负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布伪札,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进剿,元凶授首在指日间。独其逆子吴应熊,素凭势位,党羽众多,擅利散财,蓄养亡命,依附之辈,实繁有徒。今既被羁守,凡彼匪类,蔓引瓜连,但得一日偷生,岂肯甘心受死!即如种种流言,讹传不止,奸谋百出,未易固防。大寇在外,大恶在内,不早为果断,贻害非轻。为今之计,惟速将应熊正法,传旨湖南、四川诸处,老贼闻之,必且魂迷意乱,气阻神昏;群贼闻之,内失所援,自然解体;即兵士、百姓闻之,公义所激,勇气倍增。至应熊亲随人等,系累之中,益成死党,闻发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众则难防,时久则易玩。速敕法司,讯别情罪,重者立决,次者分给各旗,消除内变之根源,扫荡逆贼之隐祸,洵今日第一要著也。《庭闻录》,卷5,5~6页。

吴应熊是圣祖的姑父,为皇室外戚的直系亲属。王熙请杀应熊,实为国家安全计,否则,谁有胆量敢索要皇帝至亲人的命!他提出奏请,绝不是他一人的主张,可以说,代表了朝廷大臣们的普遍要求。圣祖明白,吴应熊问题的严重性质,他深体王熙等的奏请,忠诚可嘉,一心为国家,此中并无任何私人成见。所以,他一点也不怪罪他们。但要他下令处死自己的姑父,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且不说如何对得住列祖列宗,就是对自己的还年轻的姑母如何交代?处死应熊,让姑母守寡一辈子,让她承受巨大的痛苦,他这个当皇帝的亲侄儿,于心何忍!但应熊事关国家根本利害,又不能等闲视之。他在矛盾的心情中没有做出决定,他要反复考虑,才能从感情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但群臣的一再奏请,迫使他加快做出最后的裁决。继王熙之后,对朝政具有最高议决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支持他的意见,累次要求速将吴应熊正法。圣祖无法再拖延下去,他在要大清江山还是要吴应熊二者之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同意将应熊处死。圣祖为此特下一道谕旨,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则行叛逆,煽乱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圣祖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又说下去:“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具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典贷之也。”他本想照廷议,将吴应熊及其诸子吴世霖等人都凌迟处死,但又想到吴应熊久在京师入侍,不忍心加以残酷刑法,予以宽大处理,只将应熊与长子世霖绞死,其余诸幼子免死,没入官,其他有关重要人犯,分别正法。还有一些有牵连的,只要能宽大的,圣祖都尽量予以宽大不究。《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在圣祖思想深处,不能不虑及应熊毕竟是他的姑父,处死他们父子,他的心情不会是平静的,他的姑母更不会无动于衷。但他仍为国家根本利益计,只能大义灭亲,承受感情的痛苦了。他这样做了,还要向全国公布,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也是可贵的。

吴三桂在起兵时,已经考虑到他的儿子吴应熊的安危,或存侥幸心理,误以为圣祖不敢加害他的儿子,必以应熊为人质,作为将来要挟他的一个筹码呢。三桂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圣祖。儿子与孙子被绞死了,他们都做了朝廷与三桂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吴应熊父子被处死的事,由朝廷发布公告,通告全国。三桂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正在饮酒,霎时,脸色大变,不禁手发抖,杯子放了下来,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眶,悲怆地说:“今日真是骑虎啊!”他的意思是说,骑虎难下。三桂这个人,一贯“善持两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他造反后,颇有点后悔,有过“下虎背”的念头。而现在他的儿孙被诛,已表明朝廷同他势不两立,必欲消灭他而后罢兵。到了这步田地,他骑在“虎背”上还能下来吗?所以他才口吐真言,说出骑虎难下之意。《庭闻录》,卷5,6页。果如兵部尚书王熙所料,处死应熊,骨肉被残,这对一个年过六十岁的老人来说,三桂的精神受到了一次巨大而沉重的一击。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已经开始付出血的代价。将士的鲜血,他并不吝惜,而自己的骨肉付出生命与鲜血,就是对他称周王的代价!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由此而引起他对前途的惶惑,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不祥,在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不祥时时在向他逼近。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走下去……

吴三桂起兵仅三个多月,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福建、江西、浙江、广东、陕西等省或地区相继叛清,越过了河南、河北,直刺清朝的心脏北京,更远至长城以北,也燃起了叛乱的烽火。此次叛乱,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波及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如何看待吴三桂发动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并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表明,这场动乱,已远远超出三桂个人与朝廷的利益之争。从广泛的意义讲,它显示了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因为参加和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都是原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兵士也是汉军,并吸收了当地汉人百姓参加。他们跟三桂有联系,很多人却丝毫无联系。这无关紧要。他们不喜欢异民族建立的这个新政权。事变后,据清官方统计,“逆臣”共有26人,其中20人是明朝降清武将,其余6人并未做过明朝的官,有两人还是清初进士呢。据《逆臣传》统计。又据统计,各省布政使以下文职,“从贼官”523员。《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乙亥。这就是说,原明官,汉人成了这次事变的主要参加者和组织者。清入关虽已30年,而人们对这个新主人仍存有疑忌,不愿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当有人——一个有名望的人,敢于率先行动,他们就会随之而行动起来。吴三桂就扮演了人们所希望出现的角色,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三桂和他的谋士已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敢于发动内战,向清朝夺权,并充满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的大事变面前,人们——各阶层的人,所抱有的目的并不尽相同。三桂起初不过是为维护他及其集团在云南的根本利益而奋起抗争,继而变更宗旨,以建立新朝为目的,向清朝展开了战略总攻击。但另外一些人,出于忠明之志,欲趁此转机灭清复明,重建大明江山;也有一些人,确有家恨难消,为报仇雪恨而参加了这场纷争,如此等等。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但在灭清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一致。所以,单是吴三桂一人的利益不致引起全国范围的大乱,也非是他个人力量所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来参加他的叛变。他的行动,不过反映了清朝统治下汉人的普遍反抗心理和要求,亦是人们对清政权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但说到底,三桂起兵,代表了原明朝官僚士大夫们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要求,而且又是以吴三桂为首的这批人掌握着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是清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主导派,与原明降官降将为非主导派的权力之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事情很清楚,吴三桂这批人,已参与了清政权的缔造和建设,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清统治阶级和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斗争的双方,泾渭分明,营垒清楚。

值得重视的是,有广大的汉军及群众参加和支持了吴三桂的行动。这在当时清官方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记述。据湖广总督蔡毓荣报告:“闻浦圻(湖北,今仍名)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交通逆贼,今大兵进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文献丛编增刊》(一),48页。又据兵部侍郎温岱报告:“吴三桂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这以后,各省特别是叛军所到之处,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连康熙也承认:吴三桂起兵以来,“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这种情况,同当年清军入关时如同在敌国中没有什么两样!显见清政权统治三十年,并未深得人心。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吴三桂的浩大的反叛队伍中,不乏被胁从之人,但从民心而言,反对清朝异民族统治和痛恨地方官府的贪污腐败,是符合他们的愿望的。因此,这就给这场斗争蒙上了浓重的民族斗争的色彩,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称吴三桂的反叛为“叛乱”,是完全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从中国刚刚实现了统一这个大背景来考虑的。在历经明末苛捐虐政的破坏,农民大起义至清入关前后计四十多年的长期动乱,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遭受了无尽的苦难,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毁坏,极需要社会实现安定的局面,人民要休养生息,经济要恢复,社会要发展。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毕竟由清朝完成了统一,国家重新获得了生机。从根本上说,它符合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明朝的遗老和孤忠孝子,一意要恢复大明江山,气节可嘉,在实践上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而吴三桂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军事集团,又与明朝的遗老孤忠截然不同。这个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他们所关注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紧紧围绕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到必要时,却为一己之私、少数人的利益,不惜发动战争,企图重新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竟把千百万百姓重又打入战争的苦难之中,再踏着他们的尸骨,重登权力的宝座。吴三桂一伙人的“反清”,无论从动机和行为,都不可与明朝抗清志士和仁人同日而语!三桂的个人企图和政治目标,皆不足取,也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肯定。所以,我们对吴三桂主动发动的这场内战所采取的立场,只能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