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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10章 平南守节


三藩中,已有吴、耿两藩先后叛变,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还按兵不动,他的动向如何,不能不引起朝廷的密切关注。

圣祖在撤藩前,曾断言:“撤亦反,不撤亦反。”这就不对了。事实是,尚藩并没有反。书中前已交代,在圣祖批准可喜撤藩时,他言行一致,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可喜遵从令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故谓之“平南守节”。

吴三桂起兵之际,分别遣使福建、广东,策动两藩同反。三桂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参加,他将如虎添翼,适可以横行天下。他知道,朝廷撤藩之举,都伤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三家的想法会一致的。他自信,只要他带头起兵,振臂一呼,就会得到耿、尚两藩的支持。用他的话说,无须向广东、福建进兵,只须派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前去游说,就会成功。他的料想只兑现了一部分,只有耿精忠响应他的动员,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尚可喜断然拒绝参加叛乱。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把吴三桂的来使二人和约他起兵的“逆书”一并解往北京,报告给朝廷,圣祖当即批示,予以嘉奖,通知兵部,等事平之后,再行重赏。《清圣祖实录》,卷47,9页。在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公开叛乱后,可喜再次表明态度,跟他们划清界限。孙延龄在布告四方的檄文中,有“三藩并变”,之语,有意把尚可喜牵连进去。可喜与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是可喜长子之信的妻兄,可喜次子尚之孝之女又是耿精忠的儿媳。《文献丛编增刊》(一),“平南王尚可喜奏”,126页。由于这种关系,他感到有必要上疏加以澄清。他写道:“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清圣祖实录》,卷47,4页;参见《贰臣传·尚可喜传》甲中,35页。

圣祖览奏,大为感动。在四方叛乱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坚守南疆,不为三桂煽惑所动,又与亲戚耿氏划清界限,实为难得,圣祖感到欣慰之至,提笔写下了如下赞扬之词:

王累朝勋旧,惟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疆,厥功甚茂。览奏,披历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

他又对兵部官员说:

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清圣祖实录》,卷47,5页。

圣祖给予尚可喜完全的信任,把两广军务全部委托他掌理,也就放心了。

吴、耿叛乱,使可喜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足以应付紧急事变。他决心让他的一个儿子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他可以从中进行具体指导。照理说,他的长子尚之信应当袭封。之信,字德符,号白,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他已经39岁。之信“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19岁奉父命,入侍世祖之侧,直到康熙十年,父亲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皇帝批准之信回广东管理王事。他酗酒恶习未除,常凌虐藩下人员,可喜很厌恶他。《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参见《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1页。在考虑谁来继承王爵时,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俺(安)答公(指之信,“安达”号为皇帝所赐)刚而多虚,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国家,请废他,立次子之孝。”钮琇:《觚剩》,卷8,“粤觚”(下)。可喜也怕他拥兵权重,招惹灾祸。他听从了金光的建议,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平定三逆方略》,卷5,5~6页。

在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会同意。我们还记得,可喜在请求撤藩时,曾提出,让长子之信袭王爵,留镇广东,他回辽东养老。朝中王大臣会议,以未有此“先例”而不允准。此次可喜又提出把王爵让给次子之孝袭封,他当“太上王”,圣祖却异乎寻常地马上同意。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此变乱之秋,圣祖非常需要可喜保固广东,牵制三桂,这对朝廷平叛极为有利。他听从了可喜的请求,以示笼络。

可喜任贤不任长,把王位让给了之孝,引起了之信的极大愤懑,招致兄弟之间矛盾尖锐,家庭不和,产生了严重后果。此是后话。再说之孝为人到底是厚道些,他知道其兄之信不满,竟不敢承袭王爵,要求辞掉。七月,广东巡抚刘秉权出面周旋,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说尚之孝请辞王爵,他的意见,如今“诸逆”鸱张,大兵进剿之时,平南王尚可喜精神强健,应令他照旧管事,等事平之后,再令之孝袭爵。议政王大臣会议,经圣祖批示同意。《清圣祖实录》,卷43,18页。

广东位于广西与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龄、耿精忠已叛,而三桂军集结湖南境内,这就使尚可喜处于叛乱势力的包围之中。当他得知三桂派遣两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朝廷报告,如果“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拨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平定三逆方略》,卷5,16页。

圣祖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速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尚可喜商酌行事《清圣祖实录》,卷47,14页。。同时,又指示可喜会同两广总督金光祖对付广西孙延龄,相度形势,有可剿之机,即可进剿。

在尚可喜的支持下,广东的局势还维持着稳定。可是,为时不久,就传来了发生叛乱的消息: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乱。刘进忠是辽阳(辽宁辽阳市)人,原是明总兵官马得功部下,顺治二年随得功在芜湖迎降清军。后随军征福建,升为靖南王下左路镇标副将。到康熙三年,升任福建中路总兵官。八年,又调到广东潮州任职。他跟耿藩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听说耿藩有变,便跃跃欲试。他先派心腹杨希震赴福州,与精忠联络,以献潮州土地为条件,给他将军的名号。精忠大喜,满口同意。于是,刘进忠就在潮州城内密谋发动叛乱。此事被驻在城内的续顺公沈端侦知,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商对付刘进忠。四月二十日,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城内展开了巷战。沈端兵败被俘,李成功等被杀。精忠已派漳浦总兵官刘炎统兵应援,二十三日,刘进忠把福建军迎送了潮州城,兵势大振。刘进忠把沈端和他的家口、兵丁都移到了福建。《八旗通志·沈志祥传》(初集),卷176,4264~4265页。精忠授刘进忠为“宁粤将军”。《逆臣传·刘进忠传》,卷2,43~44页。

刘进忠叛乱,是发生在尚可喜所辖的广东境内,他及时向朝廷作了报告。

圣祖对可喜的忠诚,真是感动至极!他指示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他许诺可喜将士都将得到从优奖赏。他让兵部尽速转达他的恩典。《清圣祖实录》,卷47,24页。

刘进忠把耿藩的闽军引进广东,直接危及到广东的安全。可喜派次子都统尚之孝统兵讨刘进忠,屡挫叛军。康熙十三年七月,次第收复了程乡、邻近福建的镇平(蕉岭)和邻近江西的平远(今平远附近)等县。《清圣祖实录》,卷48,19页、26页。可喜子副都统尚之节自程乡间道入福建,沿途恢复了大埔县(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清圣祖实录》,卷49,17页。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可喜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部与郑氏军的联军激战,三战三捷。《清圣祖实录》,卷50,10页。十一月,之节进兵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方。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两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五千余人。副将何九衢恢复潮州府澄海县(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50,18页。

在尚可喜的总指挥下,他的两个儿子和诸将连战连捷,刘进忠、耿精忠及台湾郑氏军屡屡受挫。可喜同耿藩断绝亲戚关系,向他发起了进攻,可谓大义灭亲,赢得了圣祖的进一步信任。这年十月,圣祖命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他对议政王诸臣说:自三桂叛逆以来,可喜为国抒忠,功绩茂著。当此广州军兴之际,凡总督、巡抚、提督以下各将吏都要听从可喜调遣,此后补授文武官员也皆由可喜选补奏报。至于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平定三逆方略》,卷10,5~6页。圣祖把广东全权交给了可喜,掌管一切军政事务。可喜因撤藩而失掉的特权在这紧急时刻又被恢复!对比之下,三桂由荣宠地位跌落到地下,而原先居三桂之下的可喜,其地位直线上升。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又一件特殊的荣宠降临到他的身上:圣祖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特命晋爵亲王!他指示吏部、礼部说:

平南王尚可喜航海归诚,勋猷懋著。太宗文皇帝嘉其劳绩,特赐王封,及定鼎燕京,复能殚竭忠忱,襄大业。世祖章皇帝知其夙笃忠贞,畀以疆重任,镇守粤东,海氛宁静,百姓安。近因吴三桂耿精忠等叛逆,该藩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悉心筹划,数建肤功,朕甚嘉焉。事平优叙,屡有谕旨。前奏年老任重,请以其子尚之孝承袭王爵,已允所请。今思该藩累朝勋旧,功著封疆,宜锡殊荣,以酬懋绩。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广东文武事务,著尚可喜照旧料理,其亲王之宝,亦暂行掌管。尚之孝统兵在潮(州),著给予大将军印。应行封典,尔部即遵谕行。《清圣祖实录》,卷52,5~6页。

吴三桂亲王爵被削除后,尚可喜是汉人惟一得此最高爵位的人。可喜父子同时晋爵,事后给之孝加“平南大将军”,而且又在可喜在世之时,已指定之孝袭封,这都是破例之举。圣祖不吝最高之赏,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以此鼓励尚氏父子继续效力于朝廷,这对平定三桂之乱具有重要意义。

尚可喜父子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更加拼力征剿。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东日益严重的局势,以刘进忠为首,在广东掀起武装叛乱,使广东全省人心不稳,流言四布,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机煽乱,其中也不乏反抗清朝及地方官吏残暴统治的起义。广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且大有蔓延之势。据尚可喜闰五月疏报:饶平(广东与福建西面临界之处,今广东饶平北)失守,“逆贼”朱缵率部众屯湖寮、廖昙等屯白堠(两地均在广东大埔梅潭河畔),“劫掠村寨”;连州(广东连县,今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区的大镬、古楼山、小水坪、石马坪等处,有李化龙、沈九珠等聚众据守;甚至连省城广州所属的龙门(今仍名)、增城(今仍名)、从化(今仍名),以及惠州的博罗(今仍名)、河源(今仍名)、长宁(新丰)等县,一向是“土贼”活动和隐匿之处,现在也趁机聚众公开活动,“恣行剽掠”,进犯龙门。在碣石、白沙湖等沿海地方也有“贼众”的武装活动。可喜调兵遣将,剿不胜剿。

广东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尚之孝统师围潮州,刘进忠负城顽抗,连战连败,清军如及时破城,对平复全省的形势是有利的。不料,惊慌失措的刘进忠求救于台湾的郑经,郑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佑率众万余来救。之孝部因众寡不敌,退至普宁(今普宁北)。接着,六月又有高州(今仍名)总兵祖泽清叛变。以上详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祖泽清是原明朝著名的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的第四子。大寿一家于崇德六年降清。康熙六年,泽清由参领晋升为广东高、雷、廉总兵。《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2页。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祖泽清与三桂是姑舅表兄弟。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所以泽清叛清并投靠了三桂。招引来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将军,有部众数万,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郡县,尚部官兵屡战失利,叛军直抵新会、潮州。郑将刘国轩与刘进忠合军,于春节除夕,攻破可喜的普宁大营,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新会与博罗(今仍名)是广州的外围地区,叛军一举占领,使省城广州受到严重威胁。

可喜连章告急,亟请援兵。康熙十五年正月,他在一份告急的奏疏中说:“臣病日剧,寇在门庭。臣子尚之孝又在潮(州),臣躯恐有不测,则粤省渐至危急,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

二月一日,圣祖批示:

今览王奏称年老渐衰,身婴疴疾,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宁谧,措置咸宜,军民依赖,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捍卫封守,王其加意调护,期于平复,以慰朕忧虑眷念至意。《清圣祖实录》,卷59,16~17页。

此时,叛乱蔓延,正向广州逼近,而可喜恰在病中,之孝又远在潮州,广州空虚,他焦虑煎熬,计无所出,惟请朝廷另遣大臣主持广东事务。他这一片为国之心,再一次打动了圣祖,不禁说出“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这番感情至深的话来,对他的病情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广东危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圣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鼓励他选择其中一子赴潮州,替换之孝回广州,“捍卫封守”。

圣祖的批示刚发走,可喜又上告急奏章:叛将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獗”。一部分满汉官兵已退驻肇庆;尚之孝所率官兵在潮州叛将刘进忠与郑军的压力下,都已退至惠州。可喜呼吁援兵“兼程”前来广东。还在正月初十日,圣祖已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统领前赴广东救援。圣祖得到这份告急后,指示兵部,令额赫纳“倍道速进”。《清圣祖实录》,卷59,17~18页。

时隔几天,可喜又告急:叛军进攻惠州、肇庆诸城,“省会危急”。

圣祖已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出指示:“粤省要地,倘部凼ВΣ恍 !彼偌优稍钭ど蕉鹬莸牟糠制锉兔晒疟甙倜鞲敖暇肿そ拿孔袅戽缙锉幻⒚晒疟倜⒓白し阑罩荨⒊刂莸穆蕖⒚晒疟甙倜芗圃既в嗝坎欢啵词蔷瘢伞捌娇芙惫胪陈食鄹肮愣Jプ嫜狭睿骸叭缬谢伲允缶铩!薄肚迨プ媸德肌罚?9,23页。

圣祖的谕旨还没到广东,援兵正在调遣中,广东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军队加紧对广东进攻,矛头指向肇庆而逼临广州。肇庆离广州不过二百里左右,骑兵疾驰不足一天可至。尤其严重的是,尚可喜所辖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变,更加剧了广州危在旦夕。《平定三逆方略》,卷23,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60,14页。三桂的意图,无非一是逼尚可喜投降;二是如不降,就以武力解决,占领广东全省。能否夺取广东,对他至关重要。因为广东邻接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而吴兵已进至湖南,广东足以构成三桂北进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急于拿下广东,志在必得!

由于刘进忠、祖泽清等重要将领先后叛变,引来台湾郑经军队与广西叛军,三桂从中配合督战,很短时间,“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广州“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俱无固志”。可喜年老多病,心中焦急如焚,病情继续加重。他屡次告急请兵,迟迟未到,他自感无力抵御,疾病使他不能理事,又不甘心叛变,决心以死报国。他在府中后楼准备了薪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焚殉节。《尚氏宗谱》,卷2,“大房”。

吴三桂对可喜加紧了进攻,一面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继续逼迫可喜投降;一面则利用尚氏家族中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派人游说之信,千方百计收买他,诱使其投降。三桂答应事成后,封之信为王,世守广东。《平滇始末》,3页。的确,之信作为长子却没能袭爵,很恼怒他的父亲,嫉妒弟弟之孝,一肚子怨气。《庭闻录》,卷5,8页。参见《国朝嗜献类征初编》,“尚之信传”,卷276,5页。他在北京入侍十余年,很受宠爱,但在袭爵这个问题上,朝廷首先是圣祖皇帝都不替他说话,竟然同意了父亲把王位让给二弟之孝的要求,心中愤愤不平。在给父亲晋爵亲王、之孝加“大将军”封号后,他仅得了个“讨寇将军”!他处于尚氏家族中长子地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一种失意,乃至羞辱感,使他心情异加暴躁,放荡不羁,酗酒凌辱藩下人,甚至连他的弟弟、可喜的妃妾,都不时受到他的作弄和欺凌。王钺:《世德堂文集》,“水西纪略”。众人敢怒不敢言。之孝虽受命袭爵,也不敢跟他抗争,处处退让。尽管如此,仍没能缓和哥哥尚之信的怨恨情绪,他却把这种情绪都发泄到别人身上。他最痛恨的是父亲的心腹幕僚金光,他之所以没能袭爵,正是此人出的主意。他恨他,发誓要杀死他。可是,父亲还健在,而他自己无权,他不敢轻举妄动……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吴三桂大传 作者:李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