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3章 荆岳对峙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前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2,19页。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三桂感到放心而无忧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桂刚起兵时,圣祖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清圣祖实录》,卷48,11页。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三桂以岳州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撑点,集兵七万。此据清官方报道,见《清圣祖实录》,卷43,27页。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水军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同时,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等处派驻重兵,与岳州成掎角之势。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线,据投诚的吴军守备薛麟兆所见,三桂时时关注岳州的防御,还特派他的护卫至岳州,向应期传达方略,“令贼将坚守,且趣进兵”《清圣祖实录》,卷48,9页。参见《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由此看来,三桂作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就是他企图划江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清军失守岳州后,圣祖一再严令催促清统帅尽快夺回。康熙十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章泰、镇国公兰布率蒙古兵四千、旗下兵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参赞军务。《清圣祖实录》,卷48,14页。清军侦察岳州城防御情况,深感吴军“据守颇坚,难以进取”。圣祖便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将军尼雅翰率部赴江西,与副都统甘渡海兵会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取长沙,夹攻岳州。《清圣祖实录》,卷49,12页。

与岳州隔江相望的是清军大本营荆州。圣祖一开始就选取此城,作为战略重点进行布防。他正确地估计到吴军北上,必走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吴军,使其不得渡江,在此顶住吴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只是三桂进至长江南岸,便停止前进,才使圣祖的这一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江,长驱直进,荆州尚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圣祖的成功。

三桂驻兵不进,给圣祖充分布防荆州赢得了时间,在圣祖的亲自指授与调度下,援兵源源而来,蓄积粮饷,制造了大量各种类型的船只,为将来渡江之用。由于双方各自加强这两个战略地区的防务,因而造成了岳州与荆州的两大战略中心的长时间的相峙。很耐人寻味的是,三桂无意取荆州,倒是圣祖处心积虑地时刻以岳州、长沙为念,必欲取之而不罢休!他累下指令,严督驻守荆州的统帅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还在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率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将吴应期、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七万大军从陆路分路迎战。清军奋击,报称:“大败吴军,斩首万级,舟师抵七里山,以炮破贼,击其船十余艘。”《清圣祖实录》,卷48,27页。这次接触战,杀伤了一定数量的吴军,从战略上并未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此役中,清军无法接近岳州,便引退而去。此后,圣祖再未得到进军岳州的报告,也不见捷报传来。

到了九月,圣祖已等得不耐烦,就派侍卫吴丹、塞扈立前去荆州,向他们传达他的指示:

朕一再给你们发去手令,所言似合机宜,又两次派遣侍卫来荆州,向你们面授机宜,至今未见你们回奏。大将军出征,战事进止调度,一定等待朝廷发令,这是自古没有听说过的事。因你们与贼相持,朕不顾时间忙否,已屡给你们敕谕,或期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这并非是朕从中干预。你们刚出兵时,兵力不能说不足。今四路进讨,你们亦知之。四川一路军已夺取朝天关、阳平关,在保宁城与贼相拒,这同岳州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四川兵将抵贵州,湖南兵可以缓进。保宁城较岳州城更为坚固。康亲王杰书虽屡奏捷,朕不以为喜。吴三桂乃贼首,惟有攻破岳州、澧州,才值得高兴。你们初到军中时,就说“马未肥”,又说“天热多雨难行”。如今时节正是可行之时,你们攻取岳州,或渡江取澧州,或令将军尼雅翰往江西取长沙。此三件事,你们诸将帅要深思熟虑,议定后向朕报告。你们要勤勉,拿出良策。朕将欣闻捷音。《清圣祖实录》,卷49,16~17页。

圣祖的这番话,已表示出他对攻取岳州的严重关切。他特别强调,取得其他胜利不值得高兴,只有夺取岳州等城才是大喜事!总的基调,批评了勒尔锦等统帅进军迟缓。语气虽相当缓和,但勒尔锦等前线将领已感到温和中的严厉和分量。圣祖还是期待他们熟虑,拿出具体办法,尽快破岳州城。

康熙十三年底,圣祖得到王辅臣叛变的消息,一时急得坐不住金銮殿了,他对各路统帅无所作为深感失望。他无可奈何地说:在此之前,“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以南,贼渠未灭,故又有此变”。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要“亲至荆州,相机调遣”,指挥作战。《清至祖实录》,卷51,7~8页。圣祖不过是作出了一番姿态,经臣下劝阻,也就放弃了亲征的打算。他的姿态,强烈地表示他对各路统帅观望、畏缩的不满。

康熙十四年初,圣祖向兵部指授破岳州之策,说:“逆贼吴三桂,据守岳、澧诸处,恃有长沙、衡州之粟。今安亲王(岳乐)率师往江西,可令一到南昌,即简江西军中马匹,由袁州取长沙,断贼粮道,夹攻岳州。”

接着,他又说:“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安亲王宜留兵守江西,亲统大兵,或由袁州,或由吉安,乘便进剿湖广,攻取长沙。倘未易(攻)下,即令此兵挠贼耕种,截其挽运,取资于敌,不但我兵无转输之劳,而岳州粮尽,贼可坐困,吴贼自不能久据常(德)、澧。”他责令兵部速移文,通知安亲王执行。《清圣祖实录》,卷52,2页。

这次谈话,圣祖明确提出了一个战略指导思想,即“先灭吴逆为要”,灭掉三桂,其他各处叛军便不攻自破,此即所谓树倒猢狲散之意。而灭三桂,必先破岳州、长沙。由于作战指导思想明确、清晰,就使清军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作战,逐渐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开始走向胜利!

几天后,圣祖又指示兵部行文,转告正在荆州前线的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即速进兵,如势有未便,不宜轻动。”尚善接到行文,立即回奏:他们正在准备攻岳州的战具,岳州的吴军也加强了防御措施,部署周密,无懈可击。他们打算移营进兵,又怕正值雨,江水泛涨,营垒前后,都被水包围,而且双方船只相距很近,荆河口则在清营后侧,吴军又占据上游地段,不免令人十分担忧。按圣祖指示,不宜轻动,他们就想暂停进兵,以等待机会。《清圣祖实录》,卷52,8~9页。圣祖得报,只好同意暂停进攻,原令湖广总督蔡毓荣率兵前去助战,现仍回荆州待命。《清圣祖实录》,卷52,20页。圣祖指示:岳州卒难攻取,若不速取长沙,恐怕叛军又增强守备,先令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

清军统帅岳乐提出,他想先剿除江西叛军,无后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率师前往。

圣祖针对岳乐的回奏,就全局的战略作出如下分析:

逆贼吴三桂,久据湖南,奸宄乘势窃发,滇、黔、川、闽遂尔沦陷,广西、陕西逆孽猖獗,湖南一隅,诚贼根蒂,四方群冠所观望,必速灭吴三桂,底定湖南,则各地小丑,闻风自散。今荆州兵未能渡江,而岳州兵又难骤进。王抵江西,宜由袁州直取长沙,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乌合之众,自当瓦解。荆岳大兵即可乘机直进。况宁羌告变,川贼必通杨(来嘉)洪(福)二贼,窥我郧襄,扰我献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且南方卑湿,延至夏月,雨连绵,大兵坐守日久,不但战马多毙,粮饷亦恐不继,是进取湖南,不再计决矣。王宜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勿得坐视,致误机会。《清圣祖实录》,卷52,19~20页。

圣祖再次强调,进取湖南,速灭吴三桂,刻不容缓,不能有任何动摇!是时,清“大兵全驻荆(州)、岳(州)”,正待发起总攻击。《清圣祖实录》,卷52,20页。

针对清军的战略,吴三桂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在岳州、澧县水陆要冲部署重兵,对抗江北的荆州清朝大军,使其不得渡江;

二是由长沙分兵,进入江西,力图打通与福建的通路,与耿精忠会合。吴军攻袁州,连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县城。三桂遣将士七万、“倮”三千坚守醴陵,外筑木城为护卫,加强此城防御,意在保障长沙的安全,圣祖闻讯,急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帅入江西,先后攻克上高、新昌、东乡、万年、安仁、新城诸县,再克广信、饶州。三桂婿夏国相坚守萍乡,清军久攻不下。双方在江西的争夺继续进行。

三是由四川进陕西,沟通兴安、汉中的叛军,进而与王辅臣会合,逼京师。当王辅臣在宁羌叛变的消息传来,三桂大受鼓舞,即采取上述战略,于康熙十四年五月,自常德赴松滋,亲自部署和指挥作战,他调来大批战船,分布在虎渡河(今仍名,属湖北省境)上游,截住荆州与岳州清军的咽喉。三桂扬言渡江与清军决战,欲决堤以江水灌荆州。该城地势低洼,城南门外五里即长江。为防江水灌城,在东、南、西三面皆筑有长堤。因此,它最怕决堤,如“决江水则荆州之人可使为鱼鳖,不可守也”《广阳杂记》,卷4,201页。。有人向三桂建议,决荆州大堤,必破荆州。《广阳杂记》,卷4,204页。三桂顾虑到该城数十万生灵,不忍心决堤,水淹清军,殃及百姓。他扬言进攻、却是用声东击西之计,以自己亲临松滋,摆出进攻的态势,来吸引住荆州的清朝大军,暗地里却分出守岳州的部分精锐,进据宜昌(湖北宜昌市)东北的镇荆山,约集王会、杨来嘉、洪福等攻湖北的谷城(今仍名)、郧阳(郧县)、均州(郧县与均县之间)、南漳(今仍名)等城,目的是打通西北之路。联络王辅臣。三桂此举,并未取得成功,清统帅勒尔锦令贝勒察尼等率部阻击,将叛军击败,清军的压力稍得缓解。《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21页。

吴三桂三方并举之策,已使清军的统帅们感到惊慌,一方面拼力应战,一面向朝廷报警,惊呼“贼势甚炽,我兵力单”,再次恳请圣祖加派援军,要求“速行赴援”。

圣祖看完奏报,十分生气,因为他已经掌握前线的军情,主帅勒尔锦明明是在说谎,将真实情况隐瞒不报。圣祖所得的情报,是礼部员外郎王诏提供的。他受圣祖派遣,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随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到了荆州,参赞军务。他来此快两年了,把一切情况都看得明明白白。于是,他给圣祖上了一道密疏,写道:他刚到荆州时,常德、岳州、澧州尚未陷落,只要清兵“鼓行而前”,湖南已失城池是可以收复的。可惜没有作这样的计划。要不然,可“屯兵要害”,长江为我所控制,而彝陵、岳州两路,叛军难以兼顾,可是计又不出此!再不然,亦可乘叛军初到湖南无备,立足未稳,清军乘机渡江,攻取南岸,为可攻可守之计,也不至于使叛军深沟高垒,极难摇动。可是计又不出此,遂使叛军得逞,清军数十万,金钱万万计,虽广开财源也无法保证供应。而湖南米价三倍于前,“民困追呼,又苦转运”。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叛变的就不止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杨来嘉“诸凶”了。眼下,马匹倒毙十之五六,兵士死亡十之二三,幸存者锐气全销,“羸病相半”,时势令人担忧。臣请统一旅为诸将先驱,不幸死于疆场。犹胜于坐待乱民刀加于腹!乞请下令勒尔锦刻期进讨,毋稍逗留。《茶余客话》,卷8,199页。

王诏疏报的情况,确属实情。且不说清军初到荆州不渡江,不敢发起进攻,就说在圣祖的严督下,一部清军渡江,驻营离岳州七里远的七里山上,畏惧吴军防备严密,就是不敢进攻。“尝扬言某日进兵,至期寂然,如是者非一。”如遥见洞庭湖中,有吴军战船出动,清军水师仅“鼓棹以待”;听到吴军发炮,清军也“发炮以应之”。统帅尚善等将领,于“军书之暇,唯高卧一笑而已”。这些将领每天除了阅批或上报军书,无事可做,便高卧营帐之中。军情如此紧急,他们却格外轻松!而国家军费开支浩大,“国用大绌”,他们无动于衷。《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

王诏的密奏,报到北京,圣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所看过的所有荆州前线的奏报,几乎都是勒尔锦、尚善等人的请兵请饷,不见进兵之期。王诏密报了实情,他怎能不生气呢!当即挥笔写谕旨,严厉责备。他写道:当初一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即发大兵,派前锋统领硕岱、都统巴尔布等人率前锋护军,日给刍秣,令其疾驰,巴尔布到荆州时,叛军尚未至常德、澧州。所率前锋护军,每佐领下出五名,兵力不算弱。可是他们却不急于渡江,迁延迟误,而常德、澧州遂叛。你亲统大军至荆州,仍不立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一至而常德等城遂为他所据。都统朱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还没叛变。你又不急趋镇守,逍遥武昌,六百里路,竟走了一个月!而长沙、岳州又陷落了。巴尔布等人畏缩不前,坐失险要,使叛军从容得据湖南,使我军难以攻取,且靡费粮饷,更倍于他处。

圣祖在批评勒尔锦等人之后,总结失败原因,说:追究清军寸步不能前进,是因为“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相继叛变,“贼寇”蜂起。在此之前,曾指示你们在荆河口以内,要考虑何处设兵防守。你们说,“贼船”上下江中,都取道荆、岳,很容易侦知,等有情况时,就近调遣,可以立时到达。而此刻又说,吴三桂来犯荆州,贼众我寡,特请增兵,为何前后说法不一,一切军机忽略如此地步?现在京中禁旅已遣发很多,即使再发兵,也很难迅速到达,应调附近官兵星驰赴援。目前,安亲王岳乐已恢复建昌,大军已回南昌,江苏徽州又有满洲、蒙古兵镇守。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一千至武昌,留下四百人,再抽调驻兵四百,共足一千人,速赴荆州。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两者任选便宜而行。《清圣祖实录》,卷55。18~20页。

这是平叛以来,圣祖对勒尔锦等人畏缩不前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勒尔锦等无法推卸责任。

过了几天,勒尔锦又急报:吴三桂在松滋县北山,又添设了四营兵马,沿江一带,“贼船日增”,恐水陆齐犯荆州、彝陵,是很有可能的。圣祖也顾不得再批评他们,紧急指示:荆州、彝陵等处,“关系紧要”,除了留兵防守襄阳、均州、南漳等处,由察尼率领余军“速赴荆州”。《清圣祖实录》,卷55,21页。

八月末,三桂仍在松滋,又调来七千余人,增援松滋,这使荆州清军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圣祖担心吴军渡江,将使荆州处于危险之中。他下令抽调进攻岳州的部分清军回师荆州,又命驻山东兖州的护军统领查汉太尽率满汉官军,河南提督佟嶶年选标下鸟枪手三千同赴荆州,归顺承郡王勒尔锦统率。《清圣祖实录》,卷56,20~21页。清军兵力不敷用,只好以荆、岳兵往来增援;荆州危急,调岳州兵;而岳州附近清军有急,则调荆州兵。

圣祖的主导思想,仍放在长沙方面。他说:叛乱罪魁是吴三桂,现在不及早消灭他,即使江西、福建之贼全部根除,于事有什么益处!他指示安亲王岳乐,拨出一定数量的官兵固守江西,冬月时“速取长沙”。《清圣祖实录》,卷57,16~17页。

三桂暗遣岳州军开往宜昌,已被荆州的清军侦知。“安远靖逆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主动提出向岳州进兵,他在给圣祖的报告中说:长沙与岳州,如唇齿相依,若只攻一处,未必能很快攻取。既然安亲王岳乐已得令旨进兵长沙,而岳州也应协力攻取。他乘机又要求给荆州增兵,可调河南、山东的驻军前来。

圣祖不同意增兵。其实,圣祖手中可遣发的兵已不多了。各战场都在进行激战,均需要增援。他只能就主要战场投放优势兵力,其余也顾不过来。尚善等不识趣,只要一进兵,他就吁请增援。这次,圣祖以岳州吴军已分遣宜昌,兵力也减,荆州清军够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考虑“作出攻取”岳州的计划。《清圣祖实录》,卷57,23~24页。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安亲王岳乐为进攻长沙,已进入准备阶段。他请求圣祖调拨绿旗兵,非汉兵不能攻击三桂之险阻,又非红衣炮不能破其营垒。圣祖满足他的要求,把熟使火器的提督赵国祚兼统绿旗兵三千,及屯垦都督陈平率部二千,赶赴岳乐军前,准备参加长沙攻城战。南怀仁监造的火炮轻便,易于运送,也同意其要求,调二十门炮,护送至江西军中。圣祖指示,不必等炮运到,速由吉安,或袁州进兵长沙。《清圣祖实录》,卷58,8~9页。

圣祖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长沙,作为夺取湖南的第一大战役。为保证此战胜利,他命令在荆州和岳州地区的各军将领,要紧密配合,夹击长沙。同时,要摆出进攻岳州之势,移兵逼近。如有机会可乘,亦并取岳州。他告诫诸将领,此次行动不得有误。他提醒他们,驻荆、岳将近两年,“粮费师老,并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如再不发兵跟岳乐配合夹击,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清圣祖实录》,卷58,17页。

正当清军大举进攻长沙之时,顺承郡王勒尔锦又请增兵,再发禁旅每佐领五名,“便可渡江剿贼”。圣祖大为恼怒,下诏斥责:勒尔锦一到荆州,便屯兵不进,使吴军从容得湖南。等清军齐聚,又不按期渡江,使吴军得以固守要害,进犯宜昌。究其根源,实由勒尔锦、参赞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耽误时日,不急于讨贼,以致叛乱蔓延。在此之前,勒尔锦要渡江击贼,已按请求增添了满洲、蒙古兵数千,绿旗兵一万,仍“未得湖南尺寸之地”。现在又请增兵,是果真欲速灭贼寇吗?不过是希图开脱自己逗留不进的罪责罢了。最后,圣祖解除了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人的参赞职务,留任效力赎罪。《清圣祖实录》,卷58,22~23页。

勒尔锦拜读此诏,惶惶不安。他已被批评数次,被迫向圣祖请求处分。转眼之间,已到了康熙十五年正月,圣祖联想二年来屡次催勒尔锦各军渡江进兵,可就是不进!他看了勒尔锦的奏疏,不由得一阵气愤,再次严厉批评:“勒尔锦统领大兵,进剿逆贼,二载有余,未获寸土,以致师老饷匮,坐失机宜,今不直陈其罪,又巧饰具奏,殊为不合,应即处分。但见(现)在进兵,俟旋师之日,严治其罪!”《清圣祖实录》,卷59,10页。

勒尔锦是太宗之兄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之子。他最先派往荆州,畏缩不敢战,湖南很快丧失,只得坐守,屡次不遵诏旨,贻误军机,早应处分。可是,他跟圣祖毕竟是一家人,圣祖一再宽待。这次实出忍无可忍,明言处分,仍留职务,待平叛后再处理,实际是以观后效,如立下功劳,自然就会减轻或免除处分。从努尔哈赤建国,直到清入关后,都以皇帝的兄弟子侄作八旗旗主,掌兵权,汉官汉将只能作副职。吴三桂叛乱一爆发,圣祖仍遵传统作法,选任各方面军的统帅,都是皇室的人。继勒尔锦派往荆州后,加派尚善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前往助战。此人是太祖的侄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弟贝勒费扬武之子。派往江西的统帅“定远平冠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是太宗之兄阿巴泰之子;由江宁(南京)派往江西助战的简亲王喇布是济尔哈朗的孙子;派往浙江迎战耿精忠的康亲王杰书为“东命大将军”,是代善的孙子;派到陕西平王辅臣之乱的信郡王董鄂为“定西大将军”,他是太宗之弟多铎之子。难怪时人说:“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广阳杂记》,卷1,19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处优,没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叛乱发生后,他们都被选作方面军的统帅“大将军”,在千军万马面前,不禁心虚胆寒,又面对三桂等强敌,便丧失了勇气,屯兵不前,惟观望而已。他们中一些人,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圣祖不时地批评他们令其改正错误,如说:“王(指杰书)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清史稿·诸王传》,“杰书传”,9780页。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出战。圣祖批评说:“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廪饷。”《清史稿·诸王传》,“喇布传”。9777页。董鄂胆小如鼠,躲在西安不出,听任叛军夺城略地,连失兰州、栈道,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清史稿·诸王传》,“董鄂传”,9787页。由于这些皇室贵胄的怯懦无能,致使叛乱迅速扩大,几乎把清政权丧失掉!

战争一开始,圣祖就派出大军迅速赶至荆州,扼吴军渡江。此后不厌其烦地指授方略,一再催促勒尔锦等统大军渡江,取岳州,夺据长江之险。圣祖喊了整整两年,勒尔锦以各种口实,就是按兵不动,吴军则巩固了在湖南的阵地,并从容联络各方,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出现了清吴大军夹江对峙的局面,这就延长了清军胜利到来的时间,吴三桂得以顽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