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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黑雨》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了。

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摸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

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

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作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

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

“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

“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

“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

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把命都丢了。”

“春霆害的什么病?”曾国藩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二十年前长沙城里,鲍超被锁拿,当街向他求救的情景,想不到那样一个雷打不倒的汉子也垮下来了。

“还不是过去的那些刀伤箭伤发作!”

曾国藩摇头叹息。

“还有次青,前几天一个平江勇哨官来水师看望过去的弟兄们,说次青在关门著书,绝口不谈过去的事,好像有满腹牢骚。”

“早年在长沙、衡州投靠我的朋友,我自信都没亏待他们,一个个也都还说得过去。授文职的,大都在道贡以上,授武职的起码也是个游击、参将,不愿做官的回到家里,也都是富翁财主。唯独次青至今向隅,我于他有亏欠。过些日子,我要专门为他上个折子,请朝廷起复。”

曾国藩这种出自内心的沉重情绪,使彭玉麟深受感动,他觉得气氛太灰暗了点,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

“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

“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

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

“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

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

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地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嵋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

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

“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

“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曾国藩黑雨 作者:唐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