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2.1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 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 58—约 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

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坿益者尤多,姑不具沦,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已为郑君所驳,杜征南所纠,乃后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论。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的学风,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