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3.1节 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


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煦曾追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说: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

张继煦在这里所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主旨”,系指张之洞转化为洋务大吏之后,而他此前的经济思想,基本不脱劝奖耕储,平粜救荒,轻徭薄赋,固本养民等传统故道。侧身清流、居官京师时期,他屡屡上书论政,言及国计民生者颇多,其主调仍呈中世纪古朴之风。他提出为政”大要”,“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又说,固邦本养民生当以奖廉吏、省厘税着手,“商民愁困,祸基不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对于困扰朝廷的各地荒政,他援引经典之言,先贤之行,“救荒必以赈贷并举”,“古名臣如文彦博、范仲淹、苏拭、毕仲游诸人之救荒,惟以平祟为事,其效可睹也,不费之惠无过于此”,因而提出储粮平粜,劝富赈穷,以工代赈等救荒对策。直至出任晋抚之初,仍以“简静二字”为理政之纲,以“培养元气”为理财之道,其目标是增加户口,劝民勤业,垦辟田野,清理库赋,杜绝贪墨。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者重惩”,又清丈田亩,免除累赋,广行社义仓法,以御灾荒。这一切均如他自己所说:“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

由抚晋转督粤疆,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随之其经济思想也发生转折,由恭奉儒学大经大纶,“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一变而为仿照西洋广兴实业,求强求富。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 书札中所自白:“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为了这“一线生机”,张之洞投入后半生精力,以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毅力,将洋务实业的历史续写了十余年。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我们认为此说未必全然适当。且不说用“破产”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场给予近代中国历史以深刻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内容)的经济运动不尽妥贴,而且它本身就不尽符合史实。甲午以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道:“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张之洞本人,即以洋务运动的“恢张”者自任,在甲午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并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亚洲最大的汉阳炼铁厂开炉炼铁、湖北枪炮厂扩充规模、贯通南北的芦汉铁路通车、粤汉铁路开工,这一系列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甲午之后的数年之间,发生在张之洞的湖广任所之内。在这一意义上,张之洞堪称“洋务殿军”。

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后主将,张之洞在经济理论、产业思想方面,也有超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之处。这既体现在有关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济实践活动中。例如他综合安排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依据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权←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等等,都超出曾、左☆等人的认识水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旨宗是: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讲,即“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无论是从张之洞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或者当时国人对于“经世济民”方略的总体把握来衡量,这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