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3.4节 “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

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