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5.3节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凸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