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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01.3节 “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①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②

左宗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②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却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却因是满清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靠梦幻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③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①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岐途。左宗棠对这一严酷事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②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③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一。

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二至一三。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② 《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9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 册,第 1046 页,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九。

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③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左宗棠评传 作者:孙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