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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11.1节 “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 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 年)至光绪六年(1880 年)的 11 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 30 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 320 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 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 210 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可计日而待也”。①光绪元年(1875年),适值新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人闱监临之责。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①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经数月加倍赴工,试院应备堂室、号舍等于初秋举试前建成。左宗棠又奏请简派正、副考官,于八月初六日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 3000 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九月初榜发,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左宗棠颇感高兴,据他在致友人信中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弟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寘,弟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闱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虞监水官在后窃闻,后为庆伯谦访言之,弟初不自觉。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宴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②安维峻也未负左宗棠所望,他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闻名,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左宗棠对这次乡试的举行是颇为惬意的,他入闱监临时曾写下如此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③

左宗棠由于出身寒苦的原因,深知学生读书不易,便常常向书院“添助膏火”,捐赠“廉银”,并主张将“修城之捐改为移建书院”①,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常在战暇亲临书院,与诸生交谈与探讨学问。其在肃州指挥规复新疆,抽空去酒泉书院即是一例。他曾给榆阳书院题写“北学其先”四字,以旌其门。他在入京辅政路过柳湖书院时亲自前往巡视,认为该书院“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为南菁书院题写了“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③的联语。这些都表明了左宗棠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至六。

② 《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2 页。

③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 页。

①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

②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

①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245 页。

② 《王道加敏禀刊〈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8 页。

① 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53—259 页。

② 《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页二二至二三。

③ 《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 页。

①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58—560 页。

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194 页。

② 《答吴清卿学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六七。

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 页。

②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八○。

③ 《南菁书院讲堂》,《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5 页。


分类:清朝人物 书名:左宗棠评传 作者:孙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