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

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分类:宋朝历史 书名:正说宋朝十八帝 作者:游彪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