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垂帘太后和影子皇帝


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哲宗赵煦,原名傭,是神宗赵顼的第六子,母亲是朱德妃。哲宗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神宗去世时,赵煦的5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被拥立为帝,时年仅10岁,由其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但高太后听政时,一手包揽政务,哲宗倍受冷落,形同影子。他亲政后,努力摆脱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25岁时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

哲宗在位只有16年时间,但这时却是北宋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无论是元祐更化,或是绍圣亲政,从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大臣们仍在互相攻击,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还一度使得哲宗欲追废祖母高太后,北宋的政治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一切都要从高太后垂帘听政谈起。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珪请神宗早日立王赵傭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傭才10岁,而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傭,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傭。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傭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寝。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傭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10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这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傭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傭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傭,宣读神宗诏书,立赵傭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司马光像

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jiù)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傭随同。赵傭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分类:宋朝历史 书名:正说宋朝十八帝 作者:游彪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