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战与和:收拾旧山河的艰难曲折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

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

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

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

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

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分类:宋朝历史 书名:正说宋朝十八帝 作者:游彪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