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得与失:孝宗重振皇权的努力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yóng)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乾道元宝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分类:宋朝历史 书名:正说宋朝十八帝 作者:游彪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