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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序幕:走向九世纪(01)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 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 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 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 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 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 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 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 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 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 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 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 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 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 779 年的6 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 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公元779 年: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 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 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 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 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 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 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 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 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 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 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 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 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 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 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 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 等同!”

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 ’、‘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 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 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 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 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 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 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 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 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 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 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 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 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 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 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 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 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 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 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 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 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 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 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 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 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 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 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 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 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 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 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 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 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 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 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 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 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 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 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 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 :“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 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 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 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 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 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