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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序幕:走向九世纪(06)


德宗这时又遭到一次打击。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亲任朝士, 除任命士人白志贞典掌神策禁军外,还特别重用了两位在太子时就十分信任的文臣 张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这两位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贪赃受贿,以权聚敛,还被 揭发了出来。这下德宗很被动,宦官们在他左右议论纷纷:都说我辈浊乱天下,这 些清流聚钱动辄上百万,真不知到底是谁欺骗世人!德宗听了,大为困惑,不知究 竟应该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严重起来。卢杞从此开始操纵了帝国的政局。

不过,天子对东方藩镇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冲动并未因 客观条件而有所消减,反而与时俱增。时间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矛盾终 于爆发。

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 央政府不能答应的。可是,在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 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 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 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 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正月,成德镇的李 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 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绝不允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贼本无资以自乱,皆凭藉我土地 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 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与藩镇的 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 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战事爆发。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 悦,德宗命准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 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的十 月是第一阶段。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无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 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德宗的 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 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 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 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 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的忠告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 计划。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白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 卢杞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 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假如情况不生变 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 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神策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 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 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 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 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 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 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当时负责 财政的杜佑在一份谘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中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 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卢杞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 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 卢杞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 是一个很糟的办法。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 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 没能达到目的,还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六月, 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 也是公家所入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 两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杞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 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杞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 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 济于事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 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了。国用的不足预示着 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 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杞正对德宗产生着不好的影响。卢杞的毛病不 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 然要去之而后快。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杞就 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正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义 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杞 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 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杞是个奸臣。在他 看来,卢杞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 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 所玩弄。许多情况下,卢杞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 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 了:在卢杞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暂露端倪。卢杞也深知这一点的重要, 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 予以铲除。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 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杞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 分歧。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事。不过严郢与杨炎毕 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杞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

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杞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 对的意思。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杞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 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 益关系消失,卢杞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 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杞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于是卢杞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 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杞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 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卢杞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 因为卢杞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 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然而卢杞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损失了,朝廷既然不 能完全治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 诉诸武力。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 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