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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03)


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果然,裴垍一人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絪。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

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谷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召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谷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晓得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滑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