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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02)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的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