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九世纪》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07)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他眯着他那双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钻,动不动就是一个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贬的贬,除了韦处厚,谁也不敢说话。

一个月后,出了更大的一场闹剧。

长安城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叫苏玄明,此人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硬要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染坊的工头叫张韶的有帝王之分。张韶点墨不通,见苏玄明说他什么“日角龙颜”、“天阔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为然。苏玄明道:“今主上昼夜击毬,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四月十七日,张韶便与他纠结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无赖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车中,准备混进宫内。不料在宫门口被盘问的士兵发觉,于是他们便杀掉了守卫,换上禁兵的服色,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趋禁宫。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闻讯大惊,赶紧将殿门关上,跑去禀告皇上,敬宗吓得不知所以,以为有什么大乱,一连声叫道:“快去右军!快去右军!”右军中尉是梁守谦,是皇上最信得过的。手下人道:“右军太远,不若去左军。”遂狼狈逃奔左银台门。还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贼及时赶到了左军,时任中尉的马存亮和大将军康艺全立即率队进宫,将苏、张等一网打尽。

皇上在左神策军呆了一天。这一天把整个长安都震动了,外人不明情况,无不惊骇。十八日皇上还宫,宰相率官来贺,到者只有十几个人。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把所有人都吓了个不轻。帝国似乎是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兼度支窦易直同拜相,算是决策机构上了一点正轨。可窦易直以财官入相,多少说明皇上的用度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无起色。六月,成德王庭凑杀掉牛元翼家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本来牛元翼已经在一年前突围了,可只带出了十几个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凑是在本年年初将牛家一门老少杀掉的,消息来得慢,朝廷直到现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后,大怒而绝。

敬宗闻知,也有点感慨。皇上觉得,是宰辅非人,才使得强贼肆行无惮。他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却也相当不容易了。韦处厚乘机上奏,劝皇上启用裴度。敬宗这才发觉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连宰相衔都没有挂,于是下诏恢复,有了一点让他回朝的意思。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罢休。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是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