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人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竞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绝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惟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择路；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