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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05)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人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竞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绝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惟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择路;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