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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01)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