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网主页
主页 儒家 道家 佛经 法家
百家 兵法 中医 正史 历史
易经 南怀瑾 小雅 自助建站 书城

《日落九世纪》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02)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