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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03)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朋党”,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