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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05)


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