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网主页
主页 儒家 道家 佛经 法家
百家 兵法 中医 正史 历史
易经 南怀瑾 小雅 自助建站 书城

《日落九世纪》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07)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击,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惟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是没话说的,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