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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02)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