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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04)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