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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06)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