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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七章 崩溃(02)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份。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

朝士大哗。叶京从受人尊敬的新进士一下子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无行之徒,百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都没得到一点的同情,以至于终生沉沦。

真是人心叵测。如果是为了天子和帝国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过,可一旦从个人得失出发,却不知为何,突然就变得如此坚定不移。可见自诩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为处事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样好听。

这些人由愤懑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后期时,宦官的势力业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间,南司只有无奈不平的份,而北司却断没有需要抱怨的事。宦官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一举而成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变乱太多,实在是难以质变而已。另外,朝官们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铁石一块,至少几位宰相就很会在夹缝中生存,为自己捞好处。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的压抑情绪就更无处宣泄了。

杜悰实际上还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后来的杨收、路岩、韦保衡三人。

杨收的入相是左军中尉杨玄价左右的结果,因为两人是较为亲近的同宗。在王宗实之后,最有权威的便是杨玄价,他把杨收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当朝宰辅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职,并非是什么难事。杨收有这种渊源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只有在夹缝中走他自己的路。但他的两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顾自己靡华享乐,既引起一些前辈朝臣的不满,又因无法完全站到宦官一边,最终被杨玄价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愦,不免得意忘形。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0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

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