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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七章 崩溃(06)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日落九世纪 作者:赵益